60 年代中期，德裔美国人汉斯•哈克曾将一大块兰色绸布的四角吊起平置于空中，由风力吹动它而令人产生不确定的想像——自杜尚之后一代代的艺术家的努力，不断地将艺术表现的注意力从作品的制作过程引向艺术家在创作作品时的意图。艺术首先是一种意识，甚至是某种偶然存在于我们思维中的意念，像一颗种子在人类的思想中不断的繁衍，成为无数种观念，启发我们去创作。当纽约黑人艺术家大卫•汉蒙斯在街边卖雪球时，再次说明艺术本身并非仅仅局限于感性的表达，完全取决于人类如何去构想未来，敏锐地理解当今发生的事物，更充份地体验生活。“物质总会消亡，唯有思想才是永恒的”；作品所承载的精神内涵才是最应该珍视的。近、现代许多类似的作品开拓性地模糊了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扩大了我们思想的范畴，为我们提供了多样的契机，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有可能成为杰作。

　　我曾两次在大雪中开车旅行，一次是在西藏念青唐古拉山上，另一次是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郊外，雪大得能见度不足五米，人车被大雪包裹，好像置身白色的隧道经过漫长的时间，犹如转世投胎，终于回到了可见的世界。

　　我出生在北京在一座老式四合院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文革使得这座古典的宅院面目全非。它曾经是花木扶疏，迴廊围绕、有门廊、前院，通过月亮门到里院，北房后是一个小小的花园，南厅和北房是我爷爷奶奶们的住房，里面有各式古董家俱和字画，我和父母兄姐住西房，东屋原为餐厅，后来借给我爷爷的一位朋友，他是京剧演员，我爷爷也是个票友，时常见他躺在藤椅上头枕双手地哼着京戏。春天院中两棵海棠树的花落得满地一片粉白，夏日时雨水从屋檐淌下，顺着廊前汇成小河，花叶随着水流往前院漂去。

　　红卫兵几乎挖开所有的地砖，奶奶被打死，书画和各种东西在院中的大火里烧了好几天。

　　1970 年我插队后回京，自学画画，那些年我和马可鲁、韦海、郑子燕、史习习、王爱和、李珊、刘是等许多人都常常结伴去写生，或是在我家画人像和静物。我们都是家庭出身不好、被社会忽视的边缘青年。那时我没有工作和收入，每次外出写生都是朋友们请我吃饭，韦海和郑子燕还时常送给我油画颜料。我们互相学习和帮助，当面对社会压力和生活困难时，相互给以理解与支持。在文革中能有这些好朋友是我最为珍视的。尽管后来许多年我们之间很少来往，但至今仍然可以感受到深深的友情。然后认识了赵文量、杨雨澍和石振宇，我对他们十分敬重，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宝贵的知识, 影响着我青年时期艺术观的形成。特别是当年赵文量对我的指导尤为重要。同时他们也一定能感染到我们年轻人特有的生命力。这个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是不可或缺的，各自发挥着积极的作用。1974年12月31日，十几个朋友在我家里办了一个不公开的画展，参展艺术家除上文中提到的那些人之外还有康万华等人。外面是寒冷的夜晚和严酷的社会现实，里面是和谐又热烈的气氛。由包乐安，赵文量和我筹划在文革中的第一次地下画展持续了整个晚上，那是一种既兴奋又紧张的体验。朋友们和我的家人都冒着很大的危险；我却非常高兴，像是玩儿了个危险的游戏。

　　引用一段郑子燕去年写的文字：“在无名画会的历史上，任何人都不会忘记1975年在张伟家秘密举办的第一次不公开展览。我记得是在冬天，也许是元旦或春节，小包子在促成这件事上起了重要作用，张伟一家则承担了很大的风险。事过境迁，现在的人根本无法理解办一个画展会有什么风险，但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那动乱的年代、无法可依的社会所怀有的恐惧恐怕永远不会忘记。我清楚记得小包子在我们布置展览的时候说要约定一个暗号，自己人来了才开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就连那些著名画家的作品都会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挨批，何况我们呢？如果我们的画展一旦出事，那么，对张伟一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每次想到这些，我就深感张伟一家人在当时的奉献是无法衡量的。”

　　现在我才能体会母亲和家人当年所表现出的勇气。我母亲过去是位俄语教师，在和我父亲离婚后，历经文革的磨难，仍然乐观热情地面对生活。她给予我们的支持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母爱，体现出知识分子的决择捍卫着社会良知与人格尊严。在那个荒谬的年代，这种精神尤其可贵。
         
　　73 年初，我被分配到西城区建筑工程队工作，同时报到的七、八十人都是插队回城的知青，我们必须先参加一个星期的政治学习，也就是被强迫接受洗脑。大家围坐在一个大火炉边听领导训话，然后每一个人都要发言，纷纷表示回京后能有一份工作是多么感谢党和毛主席。轮到我发言时，我说我不想感谢谁，去插队本来就不是我自愿的，现在回来被安排工作也是理所当然，今后我会努力工作，以劳动挣取工资。我的话立刻引来无数严厉的批评，但有几个知青认为我说的话没什么不对，于是一些人和我们争吵甚至几乎打起来。最后领导让我回家等待重新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