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卡塞尔文献展吗？

　　作为五年一度的当代国籍艺术大展，有人把它比喻成体育界的奥运会，有人把它说成是电影界的奥斯卡，有人把它比喻成皇帝的新衣。这种说法也许是中国式的，是一个中国人被提问后找不到适当的解释方法时，作的一个机智的浅显易懂的比喻。这个比喻的确巧妙地标示出了卡塞尔文献展在国际当代艺术中既学术又大众的影响力度和扑朔迷离的姿态。

　　其实，无须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对今天艺术感到兴趣的中国人对卡塞尔文献展已经了解甚多。遗憾的是，真正有机会能穿越千山万水去目击现场的人实在太少，毕竟通过传媒和想象来满足好奇心，只能停留在虚拟的层面。

　　但这将不是永远的。因此我预告，如果你真的对它感兴趣，就在今年之内，在中国，你就一定能看到卡塞尔文献展被复原出的视觉历史。

　　也许阿诺特•波德（Arnold Bode）教授在1955年站在被盟军的飞机炸成废墟的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前时，绝不会想到，他创建的文献展也会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漂洋过海远去中国。
展开地图，卡塞尔正处在外形如鹰的德国领土中心。卡塞尔在德国并称不上是一个大都市，并非偶然，它在艺术界的地位却像这只鹰的心一样地跳动着。这便是得益于在它的领地上举办的文献展。
去年9月，德国人为了庆祝文献展50周年诞辰，作为礼物，为它举办了一个回顾展——“文献展50年——移动中的档案馆”。

　　真的称得上是不远万里，我乘了十几小时的飞机又三小时的火车，才从中国重庆辗转来到德国版图的这个中心点——卡塞尔，为了来参加这次生日。

　　“文献展50年——移动中的档案馆”是一个综合性的展览，它贯穿着文献展半个世纪以来的复杂、多变、质疑和开放的精神。在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的一楼，策展人它把50年的生命历程浓缩为11个空间，这11个空间就代表它已经举行了的11届展览。每一个空间陈列着一次展览的文字文本和图片，同时还邀请了一位年轻艺术家根据这届展览的精神制作了一件作品陈列其间。二楼是历届部分参展艺术家的原作，有油画、雕塑、影像和装置。无疑，这些艺术家无论是已经作古或者健在，都成了经典人物被载入史册，比如波伊斯，比如封塔那，比如里希特……。这个展览不仅仅只在它的发源地展出，它作为一项大型的国际交流活动将在全球巡展。

　　为了在中国编写出版一本《文献展50年》的大型书籍，展览期间我拜访了文献展档案馆。在翻阅第5届文献展的画册时，我看到一封耳闻已久的信。这封信是第5届文献展策展人舍曼写给中国驻瑞士大使的。信的内容表达了舍曼的一个浪漫设想，他希望名垂遐迩的中国泥塑《收租院》能参加第5届展览。这肯定是一个有趣却又天真的建议，第5届的1972年，正是我国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时候中国正处在一个自我想象的狂热时代，还远没有和世界进行广泛接触的愿望，可想而知，这一奢求舍曼先生是得不到满意回应的。

　　由这封信引出的被隐藏了33年的事件触动了我，于是我萌发了把“文献展50年——移动中的档案馆”搬到中国来展出的动机。尽管在许多方面，中国在今天已经举世瞩目，但西半球许多地区的文化眼光还无法眺望到远东的文明古国——巡展计划并没有把中国纳入其中。在与档案馆负责人卡琳•斯藤格（Karin Stengel）女士交谈时我告诉她，《收租院》的原作就陈列在中国四川美术学院的美术馆里，而且就是由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集体创作的。斯藤格女士感到意外惊喜。

　　把《收租院》放进文献展是舍曼先生的一个永远也无法实现的夙愿了，他已于2005年2月18日辞世。而舍曼在众多策展人中格外令人敬重的一位。是从他开始才真正确立了每一届文献展都由一个主要策展人负责的制度，而且他一反文献展“百日博物馆”概念，使之变为“百日事件”。他的开放姿态让文献展成为了百科全书式的视觉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