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85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借宿在西藏拉萨，李新建的寝室是木楼上一间狭小的房间，推开门透过走廊，布达拉宫近在眼前，白云在山后面缭绕，宫殿在月光下熠熠生辉。三年前，新建离开了当时名噪一时的母校四川美院，自愿分配到这里，在自治区革命展览馆谋了份工作，并在当地找了个名叫达瓦的藏族姑娘做女朋友，在那个年代，这可是既悲壮又浪漫的传奇了。我来到拉萨那天，他就找了个借口跑到女友那去了。把我一个人料在这间小屋中，伴随我的是缺氧，牛粪和酥油的气味和一堆莫名其妙的油画，说不清是诵经的行列还是天葬的场面，宙宇和喇嘛，人蚁般的藏民，白云向他们慢慢移来。引人注目是蓝色雪山上火红橙黄的天空，仿佛天堂之路就隐藏在这虚空之中，仿佛神的目光来自云层天穹，时刻注视着我借住的居室。也许，这炽热的目光和神秘的召唤促使李新建和他的朋友们无数次的翻越雪山，渡过雅鲁藏布江。在土墙上帖满了许多这群赤身裸体的艺术青年在珠穆拉玛峰下纵情撒野的照片——这恐怕是我印象里中国现代艺术最早的行为艺术作品了。旁边的小桌上还有年轻的新建胡子拉茬地站在笑咪咪的大师劳申伯格身旁的合影，这位来自美国的波谱艺术家那一年在北京和西藏的展览，把中国美术界搅的天翻地覆。与他们相比，我显然是不幸的，那趟西藏之行，我一直呆在拉萨汽车站七米高的脚手架上，画了一个月壁画，既看不到圣洁的神明，也亲近不了壮丽的风景。我最大的壮举就是在一次酒醉后乘性爬上了药王山头偷了个红色刻字的牛头抱在怀里睡着了。

 

　　我发现新建的过人之处是，无论生活如何改变，不管身处何地，他总是首先能够找个心底善良，能干勤快的女人做靠山，不知是那辈子修来的福气。这大概是他的宿命和生存的本事。90年我在北京流浪，李新建也离开了拉萨，住在北京一个姑娘家里，整天叽叽咕咕念着鸟语，据说是学了法语准备去法国啦。那时，我们一起还窜着那个叫吴梅的女孩去西三环的中国画院办了个画廊，直接的成果就是我们伙同王林策划了后来美术史上颇有些影响的艺术文献资料第一回展，自此89后中国艺术开始有了一丝活力。王林也从批评家转变为策展人，新建当然功不可没。历史的功绩，今天借此机会记在新建这层裙带关系上。

　　93年我第一次赴巴黎，临行前新建打电话来说：“你可以借住在我工作室！”我问：“那你住哪呢？”他说：“我住女朋友那儿，她是法国人。”这个狗日的，故伎重演呀！到巴黎后所始见得新建的女友既后来的夫人瓦莱赫，人家是法国的大家闺秀，要房子有房子，要人品有人品，堂堂大律师一个，不知为何就看上新建啦，爱得死去活来。留下一间比拉萨大不了多少的房间让我居身。后来也有许多中国艺术家受此恩惠，罗中立、吴文光、徐冰、张晓刚、翟永明等等在此居留。那时，我刚到巴黎，一切有点像初到西藏那样的不适，新鲜和陌生。空气中是甜甜的奶油香味，窗外细雨霏霏，对街黄墙白窗内一个金发的老妇在幽雅地抽烟，楼下的面包店热气蒸腾，汽车无声地从发亮的石砖路面上驶过。新建这时已经不摸画笔了，那些西藏带来的油画和相册堆放在角落里，取而代之的是一本本笔记和四处收罗的图形，符号。这些资料都与“万”字符有关。一般的概念认为，这种符号的涵义，总是使人容易联系到二战时期纳粹的历史。某种意义上“万”字符在现代尤其是西方社会生活中成为一种社会禁忌。但李新建却自有主张和见解，他甚至认为这种约定俗成的偏见和误会，给予了自己一片得以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展开其工作的当代艺术天地。他纯真痴迷地投入到关于“万”字图形的文山图海之中。在他看来，这套系统和学问，不但联系了他关于西藏的岁月和过去。同时也代表着人类不同文化间的理念和精神，并形成当下冲突，对话和沟通的基础，他认为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焦点与线索。可以穿越国家，地缘的疆界，可以让全世界一起来分享。为了磨练这支攻击西方文化的矛枪，新建花了长达十年的时间，他起身去漫游世界，从欧洲到北美，印度、埃及、希腊遍访文明之源流。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编辑，我后来一次一次的翻看过他那本自制的洋洋万言图文并茂的厚书，木头，金属和石材尝试的万字方尘碑实物，仅仅存在于电脑中的虚拟建摸,在案卷九用”非符号化设计”概念呈现方案和设想。这些作品表达了作者的意图：最终人类要从种种既定观念的封闭和单一中走出来，文化本身是不断交融的过程，深入探寻和开放的文化态度才是当代的。遗憾的是，这本书至今为止，无论在国内或国外仍未获得出版和认同。一个个机会无疾而终，艺术家试图制造出挑战边界的努力被视为麻烦，人们避之不及。现实世界用单一和世故的方式拒绝了艺术家天真的想象——我说天真并不是代表故作纯洁和简单，而是指一种新颖的感觉能力和对于外部事物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