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老孟已经四十多年了，那时刚从中央美院毕业，分到云南省电影公司工作，由于我的工作是影片发行放映的宣传事务，与美术创作无关，心中很失落，我参加大学生劳动实心队下乡劳动一年后，回来发现公司所属有个新组建的幻灯制片厂。生产一些农村放映队在放电影前放映的幻灯片、内容与当前形势相关，于是有了个美工组，他们能名正言顺的画画，虽然也谈不上什么美术创作，但同行、同专业已经令我羡慕不已了，美工组聚集了一群画家，有四川美院及其他艺术院校毕业的学生。但主要是云南艺术学院毕业的学生，我与他们关系颇为密切，老孟便是其中一员，他196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油画专业，同年分配到云南幻灯厂工作，我们在同一个团支部，他有“老昆明”的那种诚笃质朴，我们一见就很投缘，很快成了密友，有时一起骑车到郊外写生那时他居于昆明老城景星街通城巷8号的一处古朴小院，老母尚在堂，他是独生子，他很孝顺，母子相依为命，那院落虽然不大，但有个小天井，颇为清静，过着平实恬淡的生活。

　　不久“文革”如火如荼地波及到这个平静的边城，我们都不由自主的被卷到其中去，有冲动、有无奈、有盲目，“文革”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我们深感压郁，我们也受那狂飚般的“红卫兵运动”的刺激感染，成立了一个“鲁迅战斗队”，那些苦涩不安又混杂着莫名的狂热兴奋的岁月，如今回想起来很荒唐，那是举国的荒唐，在动乱期间，个旧冶炼厂来请我去画毛主席像，一是想画画，另则可避开昆明的武斗，我约他一起去了个旧，不料那里也进入了武斗高潮，弥漫着紧张和不安的气氛，我们不管那些，完成了高5.16米宽12.8米的巨幅毛主席挥手像，画好以后 ，以对面马拉格矿山都可以看到……在这段难忘的岁月里，我们经历过难以难以言说的磨难和艰辛，也分享和承受着彼此的欢乐和痛苦，至今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

　　后来他协助我完成了人民大会堂云南厅的大画《玉龙金川》我们又有了西藏、东川之行，在长期的交往中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岁月，彼此更了解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老孟对艺术有一份深深的执着，在“文革”那极“左”的动荡的日子里，他还躲在家里，用那个深蓝色的留声机，欣赏有限的几张古典音乐唱片，对文学，他也有浓厚的兴趣，我第一次见他成批量的作品，是他为创作《雪山雄鹰七林旺丹》幻灯片去中甸县收集素材时画回来的一批水粉写生，我当时也申请与他们同行，被军代表顶了回来，他说：“你要做好电影的宣传工作，要安心工作……”我是步他的后尘，第二年才到那里的，他的那批作品生动质朴，很有情调，谈起那里风物，他眉飞色舞，看得出他很有感受，那些画给我的印象很深，有些作品至今记忆犹新。

　　后来，幻灯厂解散了，他被分到艺术剧场工作，烦忙的场务工作使他难以静心作画，但他还是尽其可能，深入生活，磨练技巧，在创作条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画了不少佳作。1980年我们这一代画家锐意创新，打破“四人帮”的文化专制的“极左”影响，组建了“申社”画会并举办了“申社画展”他也积极参加活动和展览，作品《金色的乌蒙》曾在当年“美术”杂志发表。近年来他退休了，有了时间，又租了大画室，迎来了他创作的新的时期，他精力充沛、热情高涨，使他的艺术从数量到质量却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他的作品都取材于故乡云南的山山水水，有浓厚的地域特点，他对意境和色彩很敏感，技巧也日臻完善，在油画风景上取得可喜的成就，如《边寨一角》薄薄的几笔颜色，画得潇洒清新，有如中国画的水墨写意，而《乃古石林》色彩强烈绚丽不失稳沉。《牧归》画得奔放自由，色彩质朴雅丽，乡土气息很浓重，除了油画还有许多精彩的水彩水粉画，如《翠湖残雪》、《晨》等对画面水粉色彩的控制已很成熟，画得简洁而丰富，他能根据自己的不同感受，不同的客观对象而探索不同的表现手法，从而形成自己总的面貌，这是难能可贵的，在当今商业大潮席捲而来美术形态五花八门，光怪陆离为“时尚”之时，他能坚守自己的信念与原则，勤于思索又不因循守旧，踏踏实实努力前行，有理由相信，这艰苦的耕耘，定能结出更为丰硕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