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究竟始于何时?"埃拉·肖哈特(Ella Shohat)在最近的一篇讨论后殖民问题的文章里这样问道(1)。出于对这个问题的有意识的误读，我在此将给出一个略带戏谑性的回答：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是何时进入第一世界的学术界的。

　　在以下的探讨中我的目标是双重的：在当代全球关系转化的语境中考察后殖民这个术语，以及与之关联的各种思想的和文化的立场；考察全球关系转化所要求的对于统治和霸权问题以及被普遍接受的批评实践的重新思考。在以"后"字为招牌的当代文化批评中(后现代主义为其佼佼者)，后殖民颇有后来成上之势。与其他的"后"字号不同，后殖民的出处非同一般，它来自我们以往通常叫做第三世界的那个地带。所以，后殖民的抱负在于实现文化话语的真正的全球化，其策略则不外乎以下两种：把中心地带的欧美文化批评的那些问题和思想取向扩展到全球范围；把以往处于政治的和意识形态殖民主义边缘的声音和主体性引进到欧美文化批评中来，它们现在要求能够在中心听到自己的声音。的确，后殖民的宗旨无非是取消中心与边缘的区别，以及所有那些被认为是殖民(主义)思维方式遗产的"二元主义"，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揭示出各个社会复杂的异质性和偶然性。尽管来自第三世界的某一部分(即印度)的知识分子在阐述和传播后殖民理论方面起着特别突出的作用，但后殖民性的诉求似乎是超越国家、地区乃至政治界限的，这至少在表面上证实了它所宣称的全球主义。

　　我对肖哈特上述问题的回答之所以略带戏谑性，是因为后殖民一词在过去几年里之享有盛名，与其说是它作为一个概念的严密性或者它为批评探索开辟了什么新的前景，不如说是由于第三世界世界出身的学院知识分子日趋显著地扮演了文化批评的排头兵角色。我要指出的是，被后殖民批评视为其源泉的那些批评主题，绝大部分在后殖民一词出现或者至少是开始流行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产生这些主题的过程中是否有某种后殖民意识(在它被如此称谓之前)在起作用，我以后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然而，在有文献可考的范围内而言，直到80年代中期才开始频繁地给这些批评主题附加上一个后殖民标签，同时也开始用这个标签来指称第三世界出身的学院知识分子。从这个时候起，所谓的后殖民知识分子似乎得到了他们以前所不曾享有的学术地位(2)。对这样一群分散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关切的问题和取向的描述，到80年代末转变为对一种全球状态的描述，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无论是在文化批评方面还是在学术纲领上都得到一种新正统的地位。肖哈特的上述问题就涉及这个全球状态；然而，鉴于后殖民一词内在的模糊性，我们似乎有理由把她的问题再次指向后殖民知识的出场，以便把颠倒的事实再颠倒过来。这样做的目的同时在意在强调后殖民一词的第一世界起源(和形势)。

　　然而，我的回答的戏谑性还别有所指，因为仅仅指出第三世界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宣传作为第一世界学术界内部的批评取向的后殖民方面所发挥的主导作用，就会引发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以及他们所关切的思想问题和取向会被给予如此显赫的地位。我认为，现在被称为后殖民批评的那些主题，无论是它们对过去的否定还是对现在的肯定，都和一些在世界新形势下产生的问题与取向息息相关，在过去的十年里后者也成为全球意识的一部分。我在这里所指的是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变化所造成的世界形势，也就是所谓的全球资本主义、灵活生产、晚期资本主义的出现所造成的世界形势。这些新术语瓦解了以往用来表述全球关系的那些概念，尤其是用殖民统治者/殖民地人民，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西方与其他地区"这些二元对立所表示的关系，在所有这些关系中，民族国家理所当然地视为普遍的政治组织单位。问题不在于通过反思后殖民批评家的能力来揭示，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批评取向所获得的社会进位依赖于这种世界新形势所造成的的各种社会、政治及文化问题对于概念的需要。需要反思的是，除了极个别的例外，(3)后殖民批评家在后殖民主义观念与当代资本主义语境的关系问题上保持沉默的那种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由于否认资本主义在历史中的基础性作用，他们就抑制了考察这种可能的关系的必要性。

　　本文的主要任务就是考察这种关系。我首先要证明，后殖民性观念在文化批评中占据的优势地位同80年代以来发生的全球资本主义意识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其次，后殖民批评的主题与全球关系转化所提出的对于概念的需要密切相关，所有这些关系的转化都是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变化而引起的。我认为，这同时也说明，一个旨在彻底更正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的概念，何以会如肖哈特所指出的("NP"，p.110)，与"霸权的献祭"有着某种共谋关系。如果说后殖民作为一个概念并不必然成为批评以往的全球关系的意识形态的源泉，它也仍然有助于将原先处于分散状态的东西聚集在一个术语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