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8月22日
地点:文达画廊
主持人:林善文、张光华
主讲:刘亚伟、金志强
嘉宾:邹昆凌
录音整理:赵起霞
刘亚伟:首先感谢文达画廊为本次活动搭建了一个分享平台,再次感谢参与本次会议的来宾,同时我们希望本次座谈以轻松、互动的方式进行。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与喜欢艺术、喜欢文学的人交流和探讨绘画的语言。
张光华:在分享会之前的沟通中,我们分别为两位老师的绘画追求找到一个主题,刘亚伟老师的主题是“融我入画”,金志强老师的主题是“笔墨关怀”,两位老师是很有人文关怀的艺术家。我一直认为刘亚伟老师的作品有回忆色彩,有种老照片的感觉,作品灰色的基调很沉稳,像是在炎热的中午躺在树荫下的躺椅上听收音机的感觉,也很有安全感。而金老师的画体现出他对宗教的理解,他对现行社会制度、社会变迁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理解等等,其实他的作品里边也有一种怀旧的情绪。他们二人也都十分关注笔墨问题,寻求把情感传输地更加真实,更加贴切的笔墨语言。两个人都是情感充沛型的画家,但是画面都不张扬,这也很有意思。接下来我们就与他们分享这些问题和兴趣。
先来与刘亚伟分享话题。您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同为军人的父母有没有对您的人生观、职业观、价值观提出什么要求?自己在青春花季时也被送到部队做了名军人,而且一直做到团级职务,这么长时间的军队体验,对您后来选择绘画有没有什么影响?您的学会经历又是怎样的?有没有受过正规美术训练?
刘亚伟:我出生在1957年,10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昆明开始搞武斗 ,因为我们老家在北方,父母就把我送到北京去躲避武斗。北京实际上没有搞武斗,就是搞文革,出于安全考虑把我送过去了。我们家有很多亲戚对文学、艺术比较感兴趣,就连我父亲后来也画画了。我就在那段时间接触了些文学艺术,接触了一些苏联画册,里面的作品太好了,对政治和宗教有非常精彩的描绘,这些作品启发我认识绘画。整个“文革”期间啊,说实话,也没什么可以学的,但我父亲一直鼓励我去培养一些爱好,特别有意思的是,有一天他跟我说最好是去学学拉二胡、吹笛子。我也去吹过一段时间笛子,也拉过一段时间二胡,但是好像都不是那么有吸引力。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影片,比如前苏联、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影片。画面非常漂亮,人物的造型也非常漂亮。特别是穿着希特勒设计的军装的德国士兵,非常有型,那个时候就开始画铅笔画,特别喜欢德国兵的造型。
有一天在部队大院看到一个人在宣传黑板上画《毛主席去安源》,他爬得很高,不知怎么就摔下来了,我们就过去把他搀扶起来,走进了才发现他打了格子,发现原来画画是有很多方法的。我也对他的绘画能力产生敬佩。通过这次经历,我就想我也别再去学什么二胡、笛子了,好好去画画吧。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正规学习绘画的渠道,不像现在有很多艺术学院,有很多专业的美术老师。70年代初,我开始找专业老师学画,找一些在电视台、报社的美术工作者学习绘画。并开始画石膏静物和头像。1976年底当兵到了部队,部队领导发现我有一些绘画才能,就安排我去画宣传画,出黑板报,放电影,放幻灯片。
学画初期接触最多绘画形式就是前社会主义绘画,特别是前苏联绘画。今天再来看这些东西,对其意识形态持批判态度。但是他们用绘画表现历史、表现宗教的人文思想是值得肯定的。我当时是佩服的五体投地的,比如说希施金和列维坦,列维坦的东西更加人文,比如他那幅《弗拉基米尔大道》,融入了很多政治的东西,描绘了前苏联流放政治犯要到西伯利亚的必经之路。还有一幅画叫《深渊》,描写了一对俄罗斯青年,爱情被家里极力主宰,双方不能自由恋爱,双方就投到这个深渊里边去。希施金的东西更加客观,把客观的东西描绘的淋漓尽致。但希施金的东西刚开始喜欢,后面坚决不愿意多看一眼,我觉得失去了很多东西,他只是把对自然的观察很具体地搬了下来,没有更多的理念和情感、思想融入。
后来有机会转业,因为喜欢美术就转到云南省博物馆,一方面可以有更多时间画画,更专业绘画圈进行更多交流,另一方面也能摆脱部队需要对画家绘画内容的限制,画画成为比较自由的工作。
张光华: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对您有什么影响?
刘亚伟:这几年我接触的主要是西方绘画,认识了很多新的知识也否定了一些旧的经验。我喜欢印象派绘画,喜欢莫奈的作品,我更喜欢凡高和蒙克的绘画。他们的绘画语言的主观性,启发我把自己的绘画和亲身感受结合起来。举例来说,现在云南的自然风景受到很大破坏,改变很大,我看了以后非常痛心疾首,但是我没有能力做什么,怎么办呢?我不想特别针锋相对、特别批判地去发表我的态度,我只想把最美好的东西留在我心里,留在我的画面上,用我的感受来换取别人对自然的重视和保护。我就想用一个画家的角度引导更多人去保护自然,同时也时刻告诫自己,爱护自然,敬畏自然。
林善文:刘亚伟老师和金志强老师在画风景的时候都比较有当代意识。但刘亚伟老师绘画中俄罗斯绘画的影响还是明显的,俄罗斯绘画是比较抒情的,刘老师的画就有很多抒情的基调。绘画的语言表达方式不只一种,我们可以借助多种绘画语言表达对社会的看法。两位老师的风景也都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基调,不是为了好看才去画,而是在单纯的画景中进行情绪表达。刘老师的作品是在探讨生态问题,怀旧的色彩是在控诉社会变迁和环境破坏的速度之快。
现在请邹老师谈谈刘老师的艺术。
邹昆凌:刘亚伟老师是从部队上来的,部队的意识形态是非常强的,强调“尽忠”和“人民”,你的画面里没有“尽忠”,但是“人民”在你的画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很多人对人民的态度是背叛和欺骗,但是你的作品保持着对人民的关怀。从自然的角度来说,你的画还是非常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比如你的《水塘》。
但是,我认为你们的写生还不够好,还没有丢掉学院派的东西。比如梵高的写生,他对色彩的判断是完全没有错的,而学院体系对色彩的写生是有错误的,因为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会把色彩和素描分开来讲,当然这是教学的需要,但是其实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觉的各位老师对色彩的把握有一定弱点。你的画真正感动人的就是你对生活的平视。而且你也很重视细节,你的画对形式、技法的把握都非常到位,我相信你以后也会做的更好。
林善文:刘老师非常重视画面组织和构图,您在取景方面有什么经验?
刘亚伟:我的经验是,在构图的时候首先看清什么样的东西该要什么样的东西不该要,它的视觉中心是什么,这也是写生构图最基本的问题。
林善文:下面我们请金老师谈谈他的艺术。金老师画城乡结合部的那批作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关注到城市化进程中“消失”的过程,在您的作品里有很多的当代性诉求。您过去的作品里黑色用的特别重,而去海南写生的这批作品有很大不同,颜色用的特别灿烂,阳光明媚。我个人觉得在水墨绘画里黑色是没有太多情绪的,但是在油画里黑色有很多情绪,代表着忧郁,您使用黑色是想营造一种什么情绪?您在工作室的创作、在云南画画与这次去海南写生有什么不同感受?
金志强:这次到海南写生的作品和2007-2009年的作品是一个很大的反差。我是很怀旧,我们这一代人都有怀旧情结,与我们受的教育有关,我们当过知青、当过工人,我们读的是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对过去的美好特别怀念。2009年之前的黑白灰调很重的作品,是对中国画的水墨精神的实验。大学学了中国美术史以后,对范宽、董其昌、黄公望等这些国画大师比较崇拜,我觉得他们的精神是超越时代的,水墨的黑白灰很单纯,却能表达出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积淀。
作为一个云南人,我是第一次到三亚,在云南这么多年,没有真正的看过海,这次很兴奋,画得也很放松。那么美的海,那么蓝的水,婀娜的椰子树,一切看上去都很单纯,这种单纯反而难表现,一开始有些紧张,到后面就放松了,玩嘛,半写生半休闲,以前那种压抑、纠结的就没有了。但是有两张还差着点没画完,有几个局部的地方要改。我每次画风景回来,都要把画摆出来看每张画有什么不同,不是画完就完了,要再看要研究。我经常在想风景作品能有精神的体现吗?从画城乡到画海南,是我摸索中国水墨和西方油彩语言的差异以及各自表达优势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基弗尔的点线和米芾的点线有什么不同,那种方法更能帮助我进行表达?而自己已经确定了的经验就一定要坚持。
林善文:从您的画中我能看到一种积极的东西,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在绽放,还是很张扬的。也能感到您对点、线、面和形、色、体的讲究。接下来请邹老师分享他对您艺术的看法。
邹昆凌:金志强的画给我的印象是,他画厂房也好,画风景也好,都像在画静物。他刚才强调他要把中国文化传统放在绘画里边,其实黑白灰只是中国绘画的一个方面,实际上中国绘画不仅仅是视觉艺术,它本身就是中国的文化精神,是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精髓,而我认为在老金的画中看不到多少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有关的内容。再者说,中国画的笔墨也是书法语言,而老金的点线面还是属于西画的范畴。我觉得,你对东西文化的研究都要从文化精神方面入手,而不是简单从形式语言入手。
金志强:有时候看小林写的书法,真羡慕画国画的,还有写书法的,为什么?我只在上大学的时候学过3个月的国画,有点惭愧,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太少。笔墨就是人文精神,东西方绘画都一样。我在慢慢了解中国文人画的文化精髓,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到古人那种高度。我从来不回避这个问题,但我需要更多时间去提升。
编辑:【travels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