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8月22日

地点：文达画廊

主持人：林善文、张光华

主讲：刘亚伟、金志强

嘉宾：邹昆凌

录音整理：赵起霞

 

刘亚伟：首先感谢文达画廊为本次活动搭建了一个分享平台，再次感谢参与本次会议的来宾，同时我们希望本次座谈以轻松、互动的方式进行。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与喜欢艺术、喜欢文学的人交流和探讨绘画的语言。

 

张光华：在分享会之前的沟通中，我们分别为两位老师的绘画追求找到一个主题，刘亚伟老师的主题是“融我入画”，金志强老师的主题是“笔墨关怀”，两位老师是很有人文关怀的艺术家。我一直认为刘亚伟老师的作品有回忆色彩，有种老照片的感觉，作品灰色的基调很沉稳，像是在炎热的中午躺在树荫下的躺椅上听收音机的感觉，也很有安全感。而金老师的画体现出他对宗教的理解，他对现行社会制度、社会变迁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理解等等，其实他的作品里边也有一种怀旧的情绪。他们二人也都十分关注笔墨问题，寻求把情感传输地更加真实，更加贴切的笔墨语言。两个人都是情感充沛型的画家，但是画面都不张扬，这也很有意思。接下来我们就与他们分享这些问题和兴趣。

 

先来与刘亚伟分享话题。您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同为军人的父母有没有对您的人生观、职业观、价值观提出什么要求？自己在青春花季时也被送到部队做了名军人，而且一直做到团级职务，这么长时间的军队体验，对您后来选择绘画有没有什么影响？您的学会经历又是怎样的？有没有受过正规美术训练？

 

刘亚伟：我出生在1957年，10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昆明开始搞武斗 ，因为我们老家在北方，父母就把我送到北京去躲避武斗。北京实际上没有搞武斗，就是搞文革，出于安全考虑把我送过去了。我们家有很多亲戚对文学、艺术比较感兴趣，就连我父亲后来也画画了。我就在那段时间接触了些文学艺术，接触了一些苏联画册，里面的作品太好了，对政治和宗教有非常精彩的描绘，这些作品启发我认识绘画。整个“文革”期间啊，说实话，也没什么可以学的，但我父亲一直鼓励我去培养一些爱好，特别有意思的是，有一天他跟我说最好是去学学拉二胡、吹笛子。我也去吹过一段时间笛子，也拉过一段时间二胡，但是好像都不是那么有吸引力。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影片，比如前苏联、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影片。画面非常漂亮，人物的造型也非常漂亮。特别是穿着希特勒设计的军装的德国士兵，非常有型，那个时候就开始画铅笔画，特别喜欢德国兵的造型。

 

有一天在部队大院看到一个人在宣传黑板上画《毛主席去安源》，他爬得很高，不知怎么就摔下来了，我们就过去把他搀扶起来，走进了才发现他打了格子，发现原来画画是有很多方法的。我也对他的绘画能力产生敬佩。通过这次经历，我就想我也别再去学什么二胡、笛子了，好好去画画吧。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正规学习绘画的渠道，不像现在有很多艺术学院，有很多专业的美术老师。70年代初，我开始找专业老师学画，找一些在电视台、报社的美术工作者学习绘画。并开始画石膏静物和头像。1976年底当兵到了部队，部队领导发现我有一些绘画才能，就安排我去画宣传画，出黑板报，放电影，放幻灯片。

学画初期接触最多绘画形式就是前社会主义绘画，特别是前苏联绘画。今天再来看这些东西，对其意识形态持批判态度。但是他们用绘画表现历史、表现宗教的人文思想是值得肯定的。我当时是佩服的五体投地的，比如说希施金和列维坦，列维坦的东西更加人文，比如他那幅《弗拉基米尔大道》，融入了很多政治的东西，描绘了前苏联流放政治犯要到西伯利亚的必经之路。还有一幅画叫《深渊》，描写了一对俄罗斯青年，爱情被家里极力主宰，双方不能自由恋爱，双方就投到这个深渊里边去。希施金的东西更加客观，把客观的东西描绘的淋漓尽致。但希施金的东西刚开始喜欢，后面坚决不愿意多看一眼，我觉得失去了很多东西，他只是把对自然的观察很具体地搬了下来，没有更多的理念和情感、思想融入。

 

后来有机会转业，因为喜欢美术就转到云南省博物馆，一方面可以有更多时间画画，更专业绘画圈进行更多交流，另一方面也能摆脱部队需要对画家绘画内容的限制，画画成为比较自由的工作。

 

张光华：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对您有什么影响？

 

刘亚伟：这几年我接触的主要是西方绘画，认识了很多新的知识也否定了一些旧的经验。我喜欢印象派绘画，喜欢莫奈的作品，我更喜欢凡高和蒙克的绘画。他们的绘画语言的主观性，启发我把自己的绘画和亲身感受结合起来。举例来说，现在云南的自然风景受到很大破坏，改变很大，我看了以后非常痛心疾首，但是我没有能力做什么，怎么办呢？我不想特别针锋相对、特别批判地去发表我的态度，我只想把最美好的东西留在我心里，留在我的画面上，用我的感受来换取别人对自然的重视和保护。我就想用一个画家的角度引导更多人去保护自然，同时也时刻告诫自己，爱护自然，敬畏自然。

 

林善文：刘亚伟老师和金志强老师在画风景的时候都比较有当代意识。但刘亚伟老师绘画中俄罗斯绘画的影响还是明显的，俄罗斯绘画是比较抒情的，刘老师的画就有很多抒情的基调。绘画的语言表达方式不只一种，我们可以借助多种绘画语言表达对社会的看法。两位老师的风景也都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基调，不是为了好看才去画，而是在单纯的画景中进行情绪表达。刘老师的作品是在探讨生态问题，怀旧的色彩是在控诉社会变迁和环境破坏的速度之快。

 

现在请邹老师谈谈刘老师的艺术。

 

邹昆凌：刘亚伟老师是从部队上来的，部队的意识形态是非常强的，强调“尽忠”和“人民”，你的画面里没有“尽忠”，但是“人民”在你的画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很多人对人民的态度是背叛和欺骗，但是你的作品保持着对人民的关怀。从自然的角度来说，你的画还是非常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比如你的《水塘》。

 

但是，我认为你们的写生还不够好，还没有丢掉学院派的东西。比如梵高的写生，他对色彩的判断是完全没有错的，而学院体系对色彩的写生是有错误的，因为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会把色彩和素描分开来讲，当然这是教学的需要，但是其实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觉的各位老师对色彩的把握有一定弱点。你的画真正感动人的就是你对生活的平视。而且你也很重视细节，你的画对形式、技法的把握都非常到位，我相信你以后也会做的更好。

 

林善文：刘老师非常重视画面组织和构图，您在取景方面有什么经验？

 

刘亚伟:我的经验是，在构图的时候首先看清什么样的东西该要什么样的东西不该要，它的视觉中心是什么，这也是写生构图最基本的问题。

 

林善文：下面我们请金老师谈谈他的艺术。金老师画城乡结合部的那批作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关注到城市化进程中“消失”的过程，在您的作品里有很多的当代性诉求。您过去的作品里黑色用的特别重，而去海南写生的这批作品有很大不同，颜色用的特别灿烂，阳光明媚。我个人觉得在水墨绘画里黑色是没有太多情绪的，但是在油画里黑色有很多情绪，代表着忧郁，您使用黑色是想营造一种什么情绪？您在工作室的创作、在云南画画与这次去海南写生有什么不同感受？

 

 

金志强：这次到海南写生的作品和2007-2009年的作品是一个很大的反差。我是很怀旧，我们这一代人都有怀旧情结，与我们受的教育有关，我们当过知青、当过工人，我们读的是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对过去的美好特别怀念。2009年之前的黑白灰调很重的作品，是对中国画的水墨精神的实验。大学学了中国美术史以后，对范宽、董其昌、黄公望等这些国画大师比较崇拜，我觉得他们的精神是超越时代的，水墨的黑白灰很单纯，却能表达出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积淀。

 

作为一个云南人，我是第一次到三亚，在云南这么多年，没有真正的看过海，这次很兴奋，画得也很放松。那么美的海，那么蓝的水，婀娜的椰子树，一切看上去都很单纯，这种单纯反而难表现，一开始有些紧张，到后面就放松了，玩嘛，半写生半休闲，以前那种压抑、纠结的就没有了。但是有两张还差着点没画完，有几个局部的地方要改。我每次画风景回来，都要把画摆出来看每张画有什么不同，不是画完就完了，要再看要研究。我经常在想风景作品能有精神的体现吗？从画城乡到画海南，是我摸索中国水墨和西方油彩语言的差异以及各自表达优势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基弗尔的点线和米芾的点线有什么不同，那种方法更能帮助我进行表达？而自己已经确定了的经验就一定要坚持。

 

林善文：从您的画中我能看到一种积极的东西，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在绽放，还是很张扬的。也能感到您对点、线、面和形、色、体的讲究。接下来请邹老师分享他对您艺术的看法。

 

   

邹昆凌：金志强的画给我的印象是，他画厂房也好，画风景也好，都像在画静物。他刚才强调他要把中国文化传统放在绘画里边，其实黑白灰只是中国绘画的一个方面，实际上中国绘画不仅仅是视觉艺术，它本身就是中国的文化精神，是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精髓，而我认为在老金的画中看不到多少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有关的内容。再者说，中国画的笔墨也是书法语言，而老金的点线面还是属于西画的范畴。我觉得，你对东西文化的研究都要从文化精神方面入手，而不是简单从形式语言入手。

 

金志强：有时候看小林写的书法，真羡慕画国画的，还有写书法的，为什么？我只在上大学的时候学过3个月的国画，有点惭愧，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太少。笔墨就是人文精神，东西方绘画都一样。我在慢慢了解中国文人画的文化精髓，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到古人那种高度。我从来不回避这个问题，但我需要更多时间去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