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方力钧的作品《打哈欠》被美国《时代周刊》选用作为封面，并注释为“这不是打哈欠，而是呐喊”。后来，对“到底是哈欠，还是呐喊”这个问题，批评家们争论了很多年，虽然呵欠和呐喊有很明显的本质上的区别，可是为什么外国人就是看不懂呢?

　　时隔18年，德国外交部斥资3000万打造的“启蒙”艺术展的研讨会中，德国美术馆馆长发表长篇演说，他放出德国民族救亡版画大师珂勒惠支(Kathe Kollwitz)的画：一位饱受磨难的母亲将自己怀抱的儿子献出去。这张为革命而奉献的著名版画作品，催人泪下、感人肺腑。接着他将这幅版画与方力钧的掌中婴儿作品做详细的图像比较。其间结合了洪水、海啸、牺牲、婴儿献祭、救亡等宏大历史图片。本国馆长立刻打岔，认为两位艺术家关系不大，本国人民对本国艺术家理解完全不同，甚至艺术家也根本就不是那么想的。于是，向在场艺术家求证，方力钧道：“通过研究一滴水，就可以了解整个大海。”谁也没有被否定，遂皆大欢喜。

　　所谓“交流”，不管是中国对西方，还是西方对中国，都是一场彼此的误读。由于语境切换，信息不对称，以点盖面局部放大，立场观点不同，利益阵营迥异，经常使问题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在瞎子摸象的自以为是的状态中，一个想象中的西方或东方，诞生了。话说历史都是被建构的，但是并不同时建构的双份差别迥异的历史，总有一个更接近于大多数人共识的版本，这是被长期养成的。若一个猛子突然扎到人家的共识圈去了，就难免有“即使置身其中，也完全是局外人……”(引自唐炬微博)的感慨。

　　局外人往往更容易提供另类知识，建构个人系统，去解构或重新定义中心系统。这一手欧洲人活学活用，尤仑斯和乌里希克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调查和研究，并提供知识生产性的呈现和书写，恐怕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代艺术前20年的历史。如果说海外四大金刚蔡、黄、徐、张地位的确立，是赶上了西方199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的风口浪尖，那么现在弥补社会矛盾缝隙的民族主义又将在中国应运而生，起到重新呼唤民众集体意志的功能。在建立起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法律体系之后，同样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价值、市场体系也正在人工炮制，呼之欲出。民族主义的一系列说辞，在全球化政治、经济、文化、权力背景下，显得既暧昧不明，又昭然若揭。

　　同样，带有强大格式化企图的巴塞尔博览会这条跨国垄断资本的巨尾之龙，听闻亚洲当代艺术市场正火，直入香港腹地，“窥头于牖，施尾于堂”，2012将与民族主义市场机制正面遭遇，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当异质文化所带来的拓展想象空间转换为文化权利和利益市场矛盾重重的短兵相接，这一切是否会变得赤裸裸的?

　　这一切让我想起了“终南雅集”的一个奇遇，大雾中的天池，水天一片白茫茫，真干净，孤独，茫然，犹如一个抽象的存在。像魂魄出窍，像禅宗入定，又像杉本博司的摄影作品，怎一个“无”字了得。一行人在水中荡了很久，用指南针导航，终于发现岸影，全船人激动得欢呼。第二天，雾散，发现巴掌大的一块湖，向北二十步，向西二十步，杂草，短树。你是喜这茫然呢?还是喜这确凿呢?

　　传说中的结果是这样的：叶公见到龙后，“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