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春节过后，我受建中的夫人蒙园明委托，为本书作序。她说：“我觉得，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建中生前最看重你对他的友情和认识。”她说这话的时候，眼里含着泪。她说：“直到我真的感受到永远地失去了他的时候，直到在我开始整理他那些过去的画稿、文稿、笔记的时候，我才恍然意识到：他在世的时候，无忧无虑的我，似乎没有”真正“的去认识他，他的艺术，他的思想，他的事业，他那些我不曾注意到的,内心深处的，深沉的忧虑……真的！……”
园明的话，让我也陷入了一种。有同样难能承受之轻的心理负担，是的，我认识建中整整四十年了，可当要回顾我们认识的四十年时，却有太多的恍惚，太多的茫然，太多地感到岁月和情谊的沉重，在我们共有过的“大半生”期间，中国历史上所频繁发生的巨大变革，可谓“惊天地而泣鬼神”，可谓一次又一次的“史无前例”！我们民族的情感在那些动荡的岁月，在那些极具戏剧性的冲突中间，所体验到的信念与良知的考验，所经受的喜、怒、悲欢的陶冶；所引发的对世界，对人生价值的思考，以及由此形成的深层面复杂，普遍又莫衷一是的心理困惑，也同样“史无前例”地让语言和文字的表述能力陷入疑惑，陷入尴尬??这种时刻，我又想起蒙园明的话，也同样“恍惚而且犹豫起来。做为建中朋友的我，难道真能够说，我就那么“认识他”吗？
（一）
一个月前，我在案前坐定，在稿纸上写下了“认识张建中”五个字，拟作序言标题，然后，就在这五个字之后，又茫然地呆坐了一天！竟然未再落下一个字！第二天，我重又开始翻读建中生前出版的一些画集，重又在电脑上浏览他那些准备编在此集中的画作，重又回顾、品味和这些作品相关的许多感受，善其言，叹其行，有多少往事！宏观其一生，盖棺又论，痛定静思，为同道，为同业，为朋友的我对他的感知与认识其实还是非常浅表的，由之信实地想起一位外国艺术史论家说的话：“认识研究一个艺术家的难度，远甚于了解一个时代的一部历史”！”一个内心有着丰富生活感受的艺术家，他看似平常的一生，也许竟是一个巨大的“谜”，我于是感到，能揣摩那个“谜”的，不是孙景波对张建中的认识，而是一生行为在那“谜”中的张建中，对自己生命历程感受的认识，我由此在《认识张建中》标题后又加了两个字《认识张建中认识》我认识他后十四年，离别云南，到了北京，这后二十六年，我们各自天南地北，漫世界的飘游，有书信往来，却不常见，我真诚地说，我看他这后二十六年的思想和作为，让我产生了一种需“刮目相见“的，再认识。
建中和我同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到云南省文联美术家协会工作，那年，我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他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他的毕业创作《景颇山上》刚刚完成，并随即入选全国美展。我随后又看到他早前一年创作的《苦聪人定居》，看到他深入到苦聪人的深川老林，深入到景颇山寨，所画的大量油画和素描写生，那些来自边疆、民族生活的画面，让我感动至深。四十年后，当园明和我一道翻阅这批遗作的时候，依然令我为他这些洋溢着激情和真诚而且充满自信力的表现感慨、叹惜！
他初出茅庐的成功，对云南美术界而言，一九六四年，可以说是：张建中之年。谈论起他的名字，是当时云南艺术学院的骄傲。
建中的性格，有一种能让人一见如故的儒雅且平和的感受，回味这种感觉，在此后多年间对我这一个刚刚走出美院附中的小学弟而言，是一段值得庆幸的生活经历：那些年，我和他同分在一个宿舍，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木屋子中，两张床相隔约一点五米，中间是一张我们两人共用的两抽桌，许多时日，面对面隔桌架起画板，各画各，各写各，在相互观摩中评点得失，在相互交流中诚恳鼓励，说不清有多少次会心的倾诉，曾让我们激动、兴奋，长夜难眠。听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见闻，经历，听他谈论艺术的见解和未来创作的许多构想，曾引发我对自己将面临的生活和艺术生涯，许许多多充满向往之情的幻想……
我在云南十四年，前后各去掉两年，中间便是“十年浩劫”。回顾那段动荡的岁月，是我“有幸”于“大不幸”的一段人生经历的感悟。我私心庆幸那段岁月我在云南，庆幸云南美术界当时有一批头脑清醒的朋友，庆幸朋友们中间当时对艺术创作有种潜在共同的求索，在美协创作组和师院艺术系师生交流之间，形成了一种难得的、超越时政利害偏见的理念共识，形成了一个对当时云南美术界富有影响性和凝聚力的群体。在那些可谓共患难的遭遇当中，是一种相依为命的忧患感把大家联结到一起。我不能忘怀如姚钟华，丁绍光，，王晋元，蒋铁峰，叶公贤，李忠翔，张铁兵，朱维明，王瑞章，刘南，程犁，郎森，夭永茂，史一等许多同道，那些年间在云南美术界许多的活动中群策群力、建言建议，极具奉献热情的相互支持。我尤不能忘怀，在同一宿舍朝夕相处，忧患与共的张建中在那些美术活动的策划当中，所表现出的对正义的和理性的执着??在云南两派唇枪舌剑，争权不休的时候，美术界办展览，出画刊，呼吁群众“大联合”；当“文化革命”影响到“工人停产”，“学校停课”国计民生处境危机的时候，美术界同志们走上街头贴出“抓革命，促生产”，“学大寨”，“学大庆”，“复课闹革命”，“节约闹革命”的大型招贴画和印刷品；当云南“文革”恶化到“武斗” 形势严竣的时刻，云南美术界的同志们漫昆明的贴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坚决制止武斗”的宣传画……在混乱的现实中呼求人性良知的清醒，面对荒涎而难能逆转的思潮，这种种努力虽然无济于当时，但当那场“浩劫”风平浪静之后，云南美术界的可以整体而言：“大家无愧于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回忆张建中在那十年间许多”创作“和他个人的影响力，我可以说他是云南美术群体中理性良知、良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在痛悼建中逝世的唁函中，我曾写道：“我曾为自己生活中，尤其在十年浩劫期间，有建中这样正直、善良，勤奋而富有探索精神的同道、同志、伙伴和知心挚友感到庆幸。我不曾想象过??倘若在云南的那些年，那些艰辛而充满磨难的岁月中，我不曾遇到建中这样的朋友和兄长，……那么生活对我会另是一种怎样的回味呢？
当改革开放的春天到来之际，历来被视为边远蛮荒的云南美术界，其蓬勃和独特的艺术现象，若突如其来般地引起国内外画坛的惊异和热评。“云南画派”以其“丰富、美丽、神奇”的色彩，在上一个世纪末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留下了浓浓的一笔。
之后二十多年来，是中国画坛，也是云南画坛发生巨大变化，令人感奋的一个时期，求新、求变、繁衍为艺术观念和形式探索进入空前多元的时代。艺术家个性的张扬和市场经济交相作用，利益和理想无可回避的冲突 产生令人心态失衡的偏倾“相忘于江湖”畅意，冲淡了往昔“相濡以沫”时困境的互需。而我珍惜云南美术界那段充满感情和群体友谊的回味，深以为那种氛围的形成，是后来云南美术崛起的精神条件。建中为人平和、宽容、谦让，遇事无争，成事不居，修养厚道而含蓄实在，这在当时和当前都同样难得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