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超越女性主义’的新女性主义
人们往往简单地把茹利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 ）归入当代女性主义思想家行列中，却恰恰忽略她的理论思想的特殊性及其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研究的深刻而广泛的基础。其实，正是由于克里斯蒂娃女性主义思想在历史渊源、内容、发展思路、多学科视野及其研究方法的多重复杂性，才使她的思想远远超出同时代其他女性主义的狭小专业领域，使她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当代女性主义思想家的一位杰出典范。也正因为如此，她的理论研究成果，名副其实地集中地反映了当代女性主义和西方人文思潮的复杂性质及其在新历史时期内重建人类文化的重要价值。
女性主义不是单纯探讨‘性’的问题，也不是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仅限于探索男女两性关系以及关于女性解放的思想范畴。克里斯蒂娃的理论成果告诉我们：女性主义既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又是人文社会思想本身所应该深入探索的一个理论和历史维度，也是社会实践和实际生活所必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所以，要深刻解决女性解放的问题，首先必须超出两性关系的范围，从人类文化及其历史的整体以及多学科研究的视野出发，把女性主义思想研究纳入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框架中，始终紧密地与人本身的多元异质性及其复杂生命体的创造活动相联系。
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源远流长，其思想和理论基础也隐含多重复杂性。女性主义的产生及其长期历史演变和不断更新，并非单纯诉诸于女性的解放，而是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整体结构及其历史的核心矛盾的一种特定理论产物。换句话说，在历代女性主义的思想构成中，总是包含各种深刻触及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内在矛盾的关键问题，尖锐地体现出人类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本身长期悬而未决和难以克服的某些难题。所以，各种历史形式的女性主义，不过是更广阔和更深刻的社会文化层面的内在复杂矛盾的理论外化模式而已。
但是，只有当人类社会进入近现代阶段，当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同整个社会文化的变革过程发生更紧密的联带关系的时候，尤其是当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显示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要害的时候，女性主义才在近50年人文社会科学革命中扮演了它独有的关键角色。
现代社会在20世纪下半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它不但不同于古典时代，而且也与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社会’有根本区别。‘资本主义’越来越成为更加含糊的标签和过分抽象的历史概念，无法明确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整体形势和当代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特征。因此，在西方先进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争执中，人们接二连三地创造‘后工业社会’、‘后福特时代’、‘后自由主义’、‘消费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等新概念，试图揭示新时代的基本特征，也使关于社会性质的争论，反过来又深刻触及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范畴及其基本模式的性质，迫使人们冷静地回顾和反思迄今为止一向被封为‘普遍真理’的通行思维模式的正当性。
实际上，翻阅近50年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争论历史，就不难看出：环绕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思想性和理论性的论战，是同关于当代社会性质的更为一般性的争论同时并进和密切相关的。只是理论领域的争论，更集中在‘主体性’（Subjectivity; Subjectivité）、‘论述’（Discourse; Discours）、‘现代性’（Modernity; Modernité）和‘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 Intertextualité）等更为抽象的范畴层面，从而也更曲折和更模糊地显现出理论争论远离社会基本矛盾的‘价值中立’特征。
克里斯蒂娃认为，近50年女性主义也不同于古典时期的女性主义；它不但派别林立，花样翻新频繁，而且其内容和基本诉求，已经不是重复古典女性主义单纯争取改善女子社会地位和扩大政治权力的口号，而是向人类整体文化的根本性质及其深度结构进行全面探索，试图解决人类社会和文化创建以来长期埋伏在深层结构中的基本矛盾[1]。
正因为这样，同以往女性主义相比，当代女性主义并不满足于发动一般性社会运动，也不停留在寻求可见的实际变革的层面，而是更深刻地在理论基础方面进行根本性的思想革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近50年内，尽管当代女性主义新思潮迭起，但它们中的大多数还不免停留在争取改善女权的层面，或者，至多也只满足于文学评论和文化批评方面的革新；它们的大多数无法跳出传统女性主义的巢臼，显示出在思想和理论上的肤浅性和贫乏性。一般地说，在基本理论，特别是在哲学方面，它们中的大多数，充其量也只能生硬搬用或沿用法国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和方法，未能在理论上有深刻的突破性成果。其结果，许多号称新女性主义的思潮，并未彻底脱离传统理论关于辨别‘女性身份’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在名目繁多的当代女性主义潮流中，克里斯蒂娃的杰出成果，恰恰在于巧妙地处理女性主义思想与人类文化重建的内在关系，创建一种超越传统‘一般/个别’或‘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统一模式的新方法，即“通过生物学和生理学的特殊性，使女性身份呈现为一种象征性的事实（a travers des particularites biologiques et physiologiques, l’identie feminine apparait comme un fait symbolique），也就是说，变成为一种自我生存的方式，以对抗社会的一致性标准和语言霸权。在这样的视野内（从今以后我也只能站在这个立场上），女性的问题，一方面是作为‘女性效果’（effet femme），另一方面则作为‘母亲功能’（fonction maternelle）来分析”[2]。
按照这样的新女性主义的思想方法，克里斯蒂娃对女性的分析，不再是采取那种单纯与男性对立的简单模式，也就是说，不再沿用传统本体论所惯用的‘二元对立统一’模式，而是彻底脱出其约束，只重点地“通过生物学和生理学的特殊性，使女性身份呈现为一种象征性的事实”；典型地选择历史上和西式生活中的令人感动的‘女英雄’、‘女圣人’、‘才女’等具体形象，把她们当成女性的象征性代表人物，突出地表彰她们的卓越的‘自我生存的方式’，表彰她们以自身的特殊生命历程和生活方式对抗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一致性标准和语言霸权的成果，由此肯定女性在历史、文化创造以及社会生活中的不可取代的卓越地位！
正因为这样，克里斯蒂娃的思想理论，就能够从人的思想精神深处的根本问题出发，针对残酷的社会文化的历史事实，揭示当代文化重建的关键，既越出一般女性主义的范畴，又更深刻地衬托出女性解放的真正出路。
二 当代法国女性主义发展的‘三波段’
当代法国女性主义思潮，从20世纪中叶开始，就显示了它理论层面的优越性及其彻底革新特点，从而也使它有可能向其他西方国家的女性主义提供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般地说，当代法国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刻变革，经历了三个理论世代的变革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西蒙·德波娃为主要代表的‘第一波’；西蒙·德波娃在《第二性》著作中阐明富有时代意义的‘第二性’理论，一方面旨在批判古典社会文化的男女不平等性质，另一方面也试图走出传统女性主义的理论框架。
第二阶段是从60年代到70年代被称为‘第二波’的‘解构的女性主义’，其主要代表是德里达、福柯和伊利嘉瑞（Luce Irigaray, 1932- ）等；当时还年轻的克里斯蒂娃也曾经是这个思想队伍的一个成员。在这一时期，为了彻底批判传统的男性夫权中心主义的西方文化和语言霸权，他们对传统文化和思维模式进行彻底的解构，试图颠覆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基础。
但进入80年代至今，以克里斯蒂娃为主要代表的‘第三波’越出了前两期女性主义的思想界限，使思想探讨向两个层面纵深发展：首先不再局限于女性主义的范围，而是以女性的‘母亲身份’为典范，通过对一系列女性天才及卓越人物的历史分析，更广阔和更深刻地向人的思想及其文化的深度结构进行分析，揭示人的个体及其不同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多重多元的异质性；其次，在彻底批判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及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探索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多重可能性。
三 从精神分析出发探索人的基本性质
克里斯蒂娃对于女性的精神分析学研究，主要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方面是法国整个思想界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所形成的精神分析学研究与创造的热潮；第二方面是克里斯蒂娃本人在精神分析学研究中的独创性以及她对女性精神心理生活特征的重要发现。
结合克里斯蒂娃本人从60年代中期移居法国进行思想研究的特殊经历，我们可以发现：克里斯蒂娃在法国进行思想研究的最初十年主要是在法国特殊的精神分析学研究氛围中进行的。她从60年代中期开始，始终追随拉康和罗兰巴特，并在这两位大师的精神分析思想的熏陶和启发下，逐步走上深入研究女性精神心理的学术道路。
其实，拉康和罗兰巴特的精神分析研究成果是相互渗透的。这两位精神分析大师的思想特点，就在于极端重视语言与精神心理活动的密切关系，并以新型的象征论和符号论彻底脱离深受传统二元对立模式影响的古典语言学。当然，他们两者又依据自身的研究基础和志趣，在精神分析方面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克里斯蒂娃善于把握两者的共同点与差异点，并根据她个人对思想文化的研究以及对女性精神心理的特殊发现，逐渐地形成自身的精神分析研究的风格及理论。
克里斯蒂娃在2007年出版的《对信仰的难以想象的渴望》（Cet incroyable besoin de croire, Bayard, 2007）一书中指出：人的最主要特点是具有一种能够在行动中思想的能力，也就是善于在现实的生存中充分发挥自身的理智智慧。她说：“重要的问题是思想的主体总是最大限度地把他的思想，同他‘在世生存’中所遇到的一切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将思想中的主体生命内外的一切因素都连贯起来，在人的生命运动中相互发生作用，进一步促进人本身的生命创造运动。”[3]
克里斯蒂娃严厉批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采用的传统线性时间观念，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批判弗洛伊德关于‘记忆痕迹’（la trace mnesique; Erinnerungsspur oder Erinnerungsrest）、‘过度加工精制’（Perlaboration; Durcharbeitung）、‘转移的解体’（la dissolution du transfert; Homo natura und Homo analyticus）的概念[4]，揭示了弗洛伊德采用‘主体/客体’式精神分析的‘非文本间性’的实质。
接着，克里斯蒂娃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研究，进一步发展了传统哲学本体论关于人的超越性（la transcendance）和内在性（l’immanence）的范畴，同时也把原本属于传统本体论的‘超越性’和‘内在性’，转换成精神分析学的研究范畴，使本来抽象的哲学问题得到了具体而深刻的精神分析学的说明。她认为，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将会更深刻地揭示：超越性和内在性实际上都植根于人性中‘对于意义的渴望’（désir de sens）[5]。
在精神分析学领域，克里斯蒂娃的主要启发者拉康特别强调欲望的重要性，同时也把欲望同语言和想象以及行动联系在一起。克里斯蒂娃由此出发，强调对于意义的欲望实际上一方面同基于性欲的快感欲望（le desir du plaisir）联系在一起，但另一方面又超越于它。也正因为如此，才使人始终受到对于意义的欲望和对于快感的欲望的双重驱使，不断地追求具有文化审美性的崇高，并由此不断地推动人在其生活世界中的文化创造活动。
克里斯蒂娃在精神分析方面的上述发现，又促使她将女性主义的研究纳入具有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研究视野的范围之内。这样一来，她从弗洛伊德开始的精神分析学研究，通过拉康将无意识与语言、想象（imagination）和行动欲望联接在一起的创造性研究，进一步朝向纵横两方面的发展：一方面精神分析学通过多学科的迂回和交错，延伸到更广阔的总体人类学研究和非人本中心的文化研究；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学通过与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特别是宗教人类学和精神病理学的研究的结合，更深入地探讨人类的信仰生活世界的深层结构和人类信仰的普遍性的心理基础，以便由此深入说明人类创造活动的复杂性。克里斯蒂娃说：人的身体和心理精神世界隐含着能量无比的创造基因，这也就是古希腊圣哲亚里士多德用enegeia概念所要表述的人类固有的潜在创造能力。更重要的是，由此出发，通过对于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文本和文本间的互动以及人类行动本身所不断发出的意义信号，在符号论和精神分析学的光辉照耀下，思想家们可以进一步深入揭示宗教领域的各种奥秘，揭示在这些奥秘中所隐含的人类本身的奥秘[6]。克里斯蒂娃认为，唯有通过宗教心理的分析，才能使人类精神和身体的生命奥秘，彻底地揭示出来。
所以，克里斯蒂娃在精神分析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近几年来尤其表现在对于人的宗教信仰心理的探索方面。她指出，人类的宗教信仰倾向及其各种活动，表明人不只是满足于现实的活动，也不满足于现实的欲望，而是不断寻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幻想’，而且，这种作为幻想的幻想，往往成为人的各种信仰活动及其现实实践的最初基础，也成为人类更复杂的创造活动的基础。
必须把女性问题放在总体人类学的框架中进行考察。女性的任何问题，归根结底，都可以从女性的‘人性’特征及其同人性的社会文化性质中找到最根本性的答案。但是，作为人性的集中表现和特殊表现，女性的特征又在哪些方面典型地呈现出来？最关键的，仍然必须在个别的女性天才精神心理世界内进行探索。所以，克里斯蒂娃除了在她的‘才女系列’三卷本中探索女性的复杂而卓越的心理世界以外，还特别深入分析基督教历史上出现过的‘圣女’的心理世界；正是在她们的特殊的心理世界中，克里斯蒂娃进一步发现人性的纯洁性、高尚性和无限创造性。
人的生命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性质，那就是生命中的肉体与精神心理之间的相互交错渗透及其对生命运作本身的决定性反作用。当然，首先必须强调的是：人的生命的任何特征，都同生命本身的肉体性和精神心理性的相互连贯密切相关。对人的任何研究和探索都不能只偏重于身体或精神心理；偏重或忽视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都将导致对人类生命的片面理解，也导致对生命的扭曲。
归根结底，人的生命的身体性质和人的生命的精神心理性质是相互依赖和相互渗透。对于女性生命特质的研究，首先是对女性生命的特殊性的研究。克里斯蒂娃所强调的是：重点地揭示女性精神心理的特质，并将女性精神心理的特质同女性身体的特殊结构及其生理机制联系在一起。
因此，克里斯蒂娃的女性主义不再强调女性在权威和权力方面所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她不打算象男性夫权主义那样沉迷于权力，斤斤计较权力分配的不平衡性，而是更多地从多学科的视野探讨在女性精神心理方面体现出来的人性特征，以此证明女性不但与男性一样，而且在许多方面还高于、并优越于男性。正因为这样，在她最近的对话录中，克里斯蒂娃反复女性的个人生命创造能力，同时也突出女性心理结构中最能体现人类原初情感的‘爱’的因素，凸现女性精神心理的优点和创造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