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人的多元异质性

　　在多种多样的生命体中，人是唯一最复杂的多元异质性（multiplicité et hétérogénéité）的典范。人的生命的多元异质性达到无法加以简单归纳的程度。

　　这里所谈到的，并不是传统形而上学所指的‘人的本质’，不是那种可以脱离人的具体属性而被抽象出来的‘实体’（la substance），也不是已经从活生生的生命活动中归纳概括出来的一般性范畴，而是双重紧密地同人的复杂异质的身体和同样复杂异质的内心精神活动相联系的多元特征。人的任何一个性质和表现，不管是易以清晰地在外表上呈现出来的表情、形态和动作等，还是深深地掩藏在内心底层的心绪、深虑、想象、隐情和思念等，都无一例外地包含人的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多重因素所复杂交错构成的，而且也是在身体和精神两种因素共同交错作用中实现其生命运动。

　　人的多元异质性不只是表现在各个不同的独立自主的个人生活中，而且也表现在同一个人的内外世界的结构及其运作方式上，特别是表现在每个人之间所构成的社会世界及其万花筒式的变幻形象中。同时，构成人的各种内外因素虽然相互紧密相连，而且也相互独立，维持其各自的自律性和独立创造性。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各个具有独立生命体的个人及其生活世界，又在多维度的时空结构中，不断创造出多元异质的社会文化现象，形成了复杂多变的历史、宗教、艺术、哲学、文学、经济和政治等交错性领域，

　　（一） 从内心世界的复杂性谈起

　　人的内心世界是由精神和情感的无数因素所构成的；而且，这些无形的因素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再生产的能力，以致使它们能够远远地超出生产和运载它们的身体及其周在世界的有形结构；同时，这些内在因素，还能够在其运作的过程中形成某种独立于有形世界的‘自律性’（autonomie），反过来又对产生和运载它们的身体及其周在有形世界发生强大的反作用，不但牵引着、而且也决定着身体和有形世界的命运。

　　在涉及到有形和无形、有限和无限的相互关系的时候，事物的逻辑就是如此怪异和富有讽刺性：内在的精神力量和无形的因素，原本根源于有形的和有限的身体及物体，但前者一旦产生和运作起来，却超出后者的范围及其约束，反过来成为后者的命运的决定者。其实，一切事物都是这样，处于‘第二性’的事物，起初往往处于劣势和被宰制的地位，但它们却有望在其生存和运作中转弱为强或转劣为优，倒过来成为主宰实际生活的强大力量。而在男人与女人的相互关系上，上述逻辑尤其突出地表现出来。

　　（二） 信念和欲望的深不可测性及其顽强性

 

　　人的复杂本性的深不可测性，不但植根于生命深处的信念和欲望的相互交错性，而且还由于源自生命根底的欲望和信念的不可遏制性、自我生产性及其生生不息性。

　　信念和欲望是推动人的生命不断顽强地更新和发展的难以控制的动力和源泉。对于信念的探索和揭示，是克里斯蒂娃在女性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突出贡献。

　　欲望和信念，作为人类心理精神的基础，不仅是实体性的心理因素，贯穿于生命的始终，也穿梭于人类生命的整个历史以及象征性地表现出来的整个人类文化体系。根据克里斯蒂娃的研究，欲望和信念首先是人类生命，包括其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的自我保存和发展的原动力；正因为这样，欲望和信念也协调了人类身体与精神心理世界的各种复杂因素之间的关系，使人的生命体的各种相互矛盾和相互交错的异质性的异质因素能够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包容地运作起来，保障人类生命的复杂要求的实现，也造成人类生命的复杂需求的不断更新和不断超越。

　　欲望和信念不只是在调整和推动人类生命体（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过程中扮演基础动力和协调力量，而且也成为人类生命体及其外在生存世界的极度复杂构成因素的中介性协调力量。因此，欲望和信念不只是留存在人的生命内部，发挥其创造性作用，保障生命运动的不断更新和成长，而且也扩展到生命之外的人类生存世界，与环绕着人类生命存在的外在世界保持紧密的互动关系，使人在生存世界中，超越了脱离外在世界而自我封闭的独立生命体的身份，把人自身同他的外在世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在生命过程中无形中把人自身嵌入到他的生存世界，把自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其所处的生存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以便有利于保障人在这种自身与世界的相互渗透关系中的自我创造地位。

　　总而言之，欲望和信念，在克里斯蒂娃看来，是人类生命进行自我创造及自动协调地调整与周在的生存世界的关系的基本力量。换句话说，欲望和信念既是生命的基础和动力，又是生命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两者在生命运动中的作用，向内可以无限地渗透到生命的深不可测的基础，向外则延伸到无限的生存世界，包括生存世界的现实性、可能性和神秘性的部分。

　　（1）欲望及其对人性发展的决定性影响

 

　　在精神分析学的传统中，探索人的心理病态及其行动表现的基础，往往追溯到潜藏在心理根底的欲望，特别是性欲。弗洛伊德明确地把性欲的基础性质及其对人的心理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当成精神分析学研究的核心。在弗洛伊德看来，以性欲为典范的人类原始欲望，深深扎根于生命本身的内在基础中。正因为如此，以性欲为基础与核心的欲望始终是人的生命活动，特别是心理活动的最强大的推动力。但是，拉康在阅读弗洛伊德原著的基础上，重新发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原本精神，发现这种真正的精神分析原本精神与弗洛伊德书面著作文本之间的差距和矛盾，从而建议后一代精神分析学家像他那样重新阅读弗洛伊德，并在重新阅读中，通过对于文本间矛盾的发现和揭示，找出探索人类心理基础的新出路。对克里斯蒂娃影响最深的拉康精神分析学理论，是拉康关于语言和潜意识、儿童镜像心理结构以及父亲的象征性角色的概念。

　　克里斯蒂娃研究了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之后，围绕关于潜意识和语言、儿童心理发展过程的理论以及有关父亲的权威地位的概念，更深入地探索了潜意识和语言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也深入揭示儿童心理发展中的原初结构，彻底改造关于父亲形象及其权威性的理论，进一步充实了女性主义的精神分析性理论体系。

　　为了超越弗洛伊德和拉康，克里斯蒂娃特别重视美拉尼·克莱因和维尼克特（Donald Woods Winnicott, 1896-1971）的心理研究成果，因为正是他们两位杰出的心理学家，一方面继承和超越了弗洛伊德，另一方面又集中研究了儿童心理及其与母亲心理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从中发现了一条直接揭示人类心理原初奥秘的基本原则。换句话说，弗洛伊德强调了父亲的权威形象在人类心理发展中的决定性意义，拉康强调了无意识与语言之间的微妙关系对于人类心理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克里斯蒂娃则进一步发现了人类心理发展的更为根本的原则，这就是儿童心理与母亲的关系奠定了人的心理发展的基本模式，同时也奠定了人类社会和整个文化的创造模式的基础。

　　问题在于：儿童心理与其母亲的原初关系仍然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所以，克里斯蒂娃必须全力揭示，作为心理发展根底的欲望，如何在儿童心理成长过程中，在儿童同他的母亲的相互关系中，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转型模式，以便既掩盖、又显露地反映出欲望同母性特征之间的复杂关系。

　　克里斯蒂娃在展示其创造性观念的过程中，仍然从弗洛伊德出发。这一次，克里斯蒂娃主要是从弗洛伊德关于文明及其不满的观点得到启示。正是在关于文明及其不满的著作中，弗洛伊德谈到了关于自我与人类生存外在环境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潜藏着人类生命的最初冲动及其创造欲望的奥秘。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的自我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生命欲望的最初表现。在自我中的无穷欲望促使人向自身心理底层和向生存的外在世界进行无限的探索和无止境的追求。但是，自我同他的外在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欲望的发泄与更新的途径，最早是表现在幼儿同母亲的关系中，根据美拉尼·克莱因的研究，幼儿在同母亲的关系中隐含着最早的双方互动欲望之间的模糊界限，使婴儿的自我中所隐含的欲望同母亲的心理欲望产生复杂的混淆过程，进一步隐含着人类心理发展一切复杂过程的最初原型。

　　克里斯蒂娃强调，在幼儿同母亲的既复杂又模糊的心理关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爱的力量。传统精神分析学把爱的决定性意义几乎全部转移到性爱关系中，特别是强调了父亲在两性相爱关系中的决定性角色，从而产生了人类男性父权中心主义的一切文化创造模式的基础典范。与此相反，从美拉尼·克莱因开始，再经过克里斯蒂娃的加工和发展，更进一步明确了在幼儿的欲望展现和追求过程中，决定着人类心理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以父亲的名义而形成的两性关系，更不是在父亲的权威的庇护下的男性性欲作为根底的创造性欲望，而是在幼儿同母亲的关爱关系中的‘爱’的因素。这是真正树立人的心理精神结构的基础，也就是说，是人类形成个人的自我与社会的道德规范之间相互连接的基础。同时，幼儿同母亲的爱的关系也是整个社会和文化创造的典范，因为在其中指名了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的过程始终离不开自我与他者的合理关系，同时也离不开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宽容。作为人性最原初的模式，幼儿心理中最早形成的母子关系，尽管呈现出极其模糊和极其紊乱的形态，恰恰是任何个人、人类社会以及整个文化的不可否认的原型。这样一来，作为精神分析学基本概念的欲望从原来男性父权中心主义的逻辑框架中解脱出来，也从充满暴力潜能的传统社会结构的模式中解脱出来，转化成为有利于创建人类生命体本身的不断更新以及社会不断创新的仁慈生命力。

　　（2）信念和信仰的人类学基础

 

　　克里斯蒂娃在改造传统精神分析学欲望概念的同时，也创建了具有深刻意义的‘信念’概念。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信念是作为一种虚幻的超越精神，作为一种消极的否定性生存力量，在向彼岸的宗教世界的过渡中呈现出来，具有消极的背离文明的意义。但在克里斯蒂娃的新型精神分析学理论中，经过了彻底改造的欲望概念同信念概念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文化理论的基本范畴。克里斯蒂娃指出：人是说话的生命体，也是信仰的生命体。

　　在克里斯蒂娃的欲望概念中，既然对爱的对象的宽容力量超过使用暴力进行征服欲望对象的手段，那么，在对于欲望对象的爱的追求中，最原初的推动心理或心理冲力，就是对其所爱的‘他者’的一种无可怀疑的信念，一种神秘不可测的信仰，一种对于他者的毫不动摇的信念。这样一来，欲望和信念便同时产生于人类的最初心理。

　　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信念，虽然包含着宗教神学意义上的信念和信仰，但同时又远远超出它们的范围，具有哲学本体论和精神分析学以及人类学的意义。

　　克里斯蒂娃认为，东西方哲学，从其开端便研究了人的信仰问题，并把人的信仰问题的奥秘性当成人性之奥秘的集中表现。人类为什么要信仰，也就是人为什么要生存的问题，也是人为什么要思考以及人为什么要说话的问题，最后，还是人为什么要相爱的问题。换句话说，人的生存、行动、思想、创造和爱情，都必须以具有某种对于其自身之外的他者的绝对信仰为基础。只有相信他者才能够相信自己。自身的确定性，归根结底要靠自身之外的他者的确定性来保证。所以，克里斯蒂娃从人的自恋出发，引导出人的信仰的欲望，论证了说话的人必然成为信仰的人。

　　人的超越性和内在性，使人的生存永远伴随着创造活动；而不停的创造又必定伴随着无止境的忧愁、烦恼、苦恼以及心理的痛苦。正是在这种必然包含着创造与痛苦的双重矛盾中，人类渴望着信仰，渴望通过信仰来镇定自己，确立自身的生存基础。快乐与痛苦，必然绝望的期待和永远充满光明的烦恼，所有这些表明上极端矛盾的心理状态构成了人生在世的基本心态，也成为人类信仰的最初动力。

　　如果说在弗洛伊德那里，信仰包含着幻想的性质，那么，克里斯蒂娃更多地把信念和信仰当成‘确定性、充满激情和感性、具有超生意义的生存心态以及导致精神状态陷入创造性高潮的中介’。

　　当然，在克里斯蒂娃的信念概念中，也丝毫没有忽视宗教的作用，没有忽略宗教意识和信仰活动对人类文化建构以及对人的个人心理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基督教的圣经和神学中，爱是作为世界形成的最初条件。‘爱’（agape）成为了人与神之间的最大中介。在这一点上，克里斯蒂娃肯定了基督教神学的‘爱’的概念的正面意义。

　　基督教神学认为：假定上帝作为爱向人显示他自身，那么，这就意味着神是通过爱来促使人认识他的存在。也就是说，人对神的认识是通过神对人的爱以及人对神的爱，而在这过程中，人也就实现了对他的‘邻人’的爱，这也就是对‘他人’的爱。

　　当然，对于人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不同于对神的爱的爱，也就是说，人总是在寻找其自身的幸福的过程中实现对其自身的爱，同时也通过他的欲望和激情的实现，完成他对他人的爱。

　　由此可见，通过对爱的概念的分析，克里斯蒂娃进一步论证了宗教的信仰与人的欲望之间的一致性，也由此发现：信仰和欲望一样构成为人性深处的最原初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