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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模式
作者: 马丁·哈特-兰兹伯格 保罗·伯 上传时间: 2008/11/3 来源: 浏览 3403 次 评论 0 条

简介:[美]马丁·哈特-兰兹伯格(Martin Hart-Landsberg ),保罗·伯克特(Paul Brukett),美国著名左翼学者。

  「标题注释」文章选自《中国的社会主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第1章,载于美刊《每月评论》2004年7-8号。

  「译者」庄俊举,中央编译局世界所实习研究员。

  「内容提要」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使得新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都视中国的发展为一种模式。在新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存在着以萨克斯为代表的保守的新自由主义和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左翼新自由主义,关于中国模式,他们存在着策略上的分歧和原则上的共识。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反对者——进步主义者也视中国为一种发展模式。无论左翼和右翼,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还没有形成完全共识,中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清除腐败,才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关键词」中国模式/新自由主义/进步主义

  中国后改革时代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许多进步主义者视中国为一种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经验表明,在现存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存在一种可行的、可资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尽管这一模式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进步主义者的广泛认同,但是许多主流的经济学家还是将中国的发展视为一种模式。

  对中国经济增长经验的庆祝是以基本事实为依据的,然而,我们探究中国经验的标准的同时,首先应该思索中国经验所带来的全球性和历史性的变化,这一点很重要。这将澄清我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困惑,也将有助于我们克服各种挑战,进而推进社会主义的工程。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中国

  1989年苏联解体后,前苏联东欧各国采用了以“休克疗法”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并且延续至今。这些挫折对于主流的发展思想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首先,这激起了关于新自由主义改革适当的速度、顺序以及制度性需求的讨论(麦金农,1993)。保守的新自由主义者如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对休克疗法所导致的政府腐败以及缺乏可信承诺的改革进行了谴责;左翼的新自由主义者如斯蒂格利茨则对迅速的、大规模的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看法产生了置疑。左翼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对于事关宏观经济的稳定以及民众的信心方面的改革要深思熟虑,细密谨慎,在优先考虑的应该是它们,而非自由贸易和短期的资本流动。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差异,新自由主义者的两个阵营在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以及资本自由流动的最终目标方面是一致的。相应地,他们都把出口竞争以及FDI 作为发展成功的最关键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主流的关于发展的争论是在对休克疗法的灾难的警醒之余,对新自由主义共识最核心的内容进行澄清。

  其次,假定“别无选择”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观念还占据主导地位,后苏联的崩溃促使人们寻求新的新自由主义成功事例,进而树立榜样以便其他国家效尤。以韩国为例,尽管在对待贸易和FDI 方面,它明显不遵从自由市场的政策(渐进的或激进的),但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自由市场的国家。机会主义者对这一战略所作的说明是显而易见的。但问题是,除了韩国以外,没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明显具有此类特征(兰兹伯格,1993)。因为到1990年代时,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由于FDI 和制造业的出口的驱动导致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时,韩国作为跨国资本所推动的出口导向的模范国家,其经济反而迅速衰落,紧接其后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这就促使人们寻求新的示范国家(poster countries),寻求的结果就是中国。中国的发展经验反映了保守的新自由主义者和左翼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策略性的分歧和原则性的共识(伯克特、兰兹伯格,2000)。

  保守的新自由主义者对于东亚债务危机的反应是极具有机会主义色彩的。他们将受危机影响的国家——实际上几周甚至几天前还将这些国家视为自由市场成功的范例——视为毫无指望的、腐败的“裙带资本主义”政权。同时,为了对其政策的好处进行辩护,保守的新自由主义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墨西哥。1990年代墨西哥的发展模式被认为是源于东亚,其早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也被认为是由于腐败和裙带资本主义导致的。然而,在1996-2000年间,墨西哥依然保持积极的经济增长,成为新的发展模式的国家,并且可以与东亚的发展相媲美。墨西哥刚刚赢得的名声证明是昙花一现,2001年墨西哥陷入经济衰退,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墨西哥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对美国的出口,而美国经济当时也陷入衰退,然而,即使美国经济经过了不是很强的复苏后,墨西哥经济依然持续萧条,这是由于中国的工资水平更低,出口生产商将他们的生产转移到了中国(兰兹伯格,2002)。保守的新自由主义者所做出的最初反应是对墨西哥的腐败和消费的有效性以及自由市场的改革不彻底提出批评,接着,他们以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作为新自由主义力量的证据,特别是“毫不动摇地对改革所作的承诺”(罗奇,2003)。世界银行认为,在墨西哥失败的地方中国却成功了,是因为中国“在从一个缺乏友善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更有效地转变”,“在贸易和吸引FDI 进而融入全球化方面”更具有坚定性(魏尚进,2003:13)。

  左翼的新自由主义者对东亚金融危机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他们对危机发生国国内的金融制度的不完善、欠成熟以及跨国的短期资本流动提出批评。这些批评是正确的,尽管他们对危机的分析还有些肤浅。他们忽视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因素,如由于FDI 导致了竞争的加剧;以FDI 为基础的出口导向战略导致了进口的紧张;地区和全球性的生产过剩;资本市场的内生性导致了这样或那样的出口增长的矛盾(伯克特、兰兹伯格,2000)。但就当前的目的而言,左翼新自由主义者对东亚危机的分析的重要之点是它也造成对中国有利的描述,这与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没有多大差别,这一核心原则就是“全球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对于穷人而言是有巨大潜在益处的”(普雷斯,2002:13)。

  斯蒂格利茨由此指出,由于对资本控制的政权及其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因而中国免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斯蒂格利茨,2002:125-126)。基于这种比较的基础,斯蒂格利茨描绘了中国一幅更为广泛的蓝图,中国“是作为一个成功地融入全球市场而拒绝华盛顿共识传统理论的国家的榜样”(普雷斯,2002:13)。根据这种分析,“中国已经采取私有化和降低贸易壁垒……但是用一种渐进的方式借此防止这一过程中社会结构出现崩溃。它很少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在其达到较高的增长率的同时,减少了贫困。”(普雷斯,2002:13-14)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改革不同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

  中国在私有化和重组观有企业之前创造出竞争、新的企业和工作。然而,中国认识到宏观稳定的重要性,永远不会混淆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它从来没有把和通货膨胀的斗争走向极端。中国认识到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就必须避免大规模的失业,而只有重新改造企业,才能创造出新的工作机会。中国的自由化进程必须是渐进的,所采取的方法必须确保下岗的劳动力能够再就业进而产生更大功效,而非导致无谓的失业。(斯蒂格利茨,2002:184)

  实际上,“1998年,斯蒂格利茨在中国演讲认为,在迈向市场经济方面,中国是‘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低收入国家’。”(劳,2000:11)

  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是低消耗的、一帆风顺的,这种描述有些理想化。然而,这却使得斯蒂格利茨和其他左翼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一方面,市场化的短期和中期政策要受到监督;另一方面,还要忠诚于市场,自由贸易和吸引FDI.简言之,参与全球的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才是经济发展的惟一可行之路。尼克尔斯·拉迪(Nicholas Lardy)对新自由主义适用于中国的这一核心原则做了有益的概括: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保持强劲势头。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20多年来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所积累的功效。更为重要的是,价格渐进放开的过程持续至今,以至于市场现在已经似乎决定所有商品的价格。同样重要的是,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竞争,不仅在制造业,而且在建筑业和服务业方面也是如此。市场决定物价的深入开展以及竞争性的市场对资源的分配效率方面有了改善……国内市场由于外部因素作用而使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高,这是非常重要的,而所有的这一切过去常常被低估了。(拉迪,2003:2)

  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示范国——中国的形象,至少目前是如此。

  进步主义模式的中国

  苏联和东欧对据称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的拆除,使得许多左翼学者与其处于对立面。左翼经济学家开始对中国感兴趣,至少表面上如此,尽管他们直接反对新自由主义。与俄罗斯东欧国家截然不同的是,中国并没有向它们那样,在意识形态和结构性转型的同时伴随着俄罗斯类型的“休克疗法”,中国政府一直声称其改革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且,其渐进主义的改革政策出台迅速而且能够保持经济的增长。

  中国改革的特点即权力下放和市场导向的改革提高了许多左翼新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的兴趣,特别是在学术界。长期以来,主流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和全民所有制是缺乏效率的,东欧各国政府反对社会主义,赞同资本主义,这似乎证明了上述看法的正确性。在许多左翼人士看来,中国的改革政策最初显现的是介于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在坚持国有企业为核心地位的同时,中国政府开始减少经济的中央指令性计划,增加地方政府的权威,创造出企业的各种新形式(包括小型私人企业以及集体企业和村办企业),通过以效益和产量为基础的激励机制,提高了企业的效率,这其中也包括国有成分占主导地位的企业。这些“市场社会主义”的政策能够免于中央计划经济标准的批评,因为在新自由主义日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界中,它们更加容易用主流的市场分析理论来反击这一批评。

  在1990年代早期,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一些进步主义者和左翼学者写文章,坚信市场社会主义的有效性及其优越性。尽管他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未来还持谨慎态度。例如,M.J.戈登(Gordon)写道:自1978年来,中国发展经验表明,其政策的特点表现为“市场社会主义”,它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成功的选择……但这些改革不能是一种模式,不能为其他地方复制,它只是表明了一条中间道路的可行性。(戈登,1992:53)

  同样,维克托·利佩特(Victor Lippit )利用中国的经验置疑“冷战的终结表明资本主义大获全胜”的论调。

  中国的经济成功使我们更加认真地思考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中国的公共政策是要建立一个市场社会主义的制度,这一制度就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有企业共存的混合所有制。如果这种混合模式能够被坚持,如果能够建立起一种对该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受欢迎的或民主的管理,那么就极有可能表明,目前只是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相反,如果资本主义企业能够超过国有和集体企业,那么,现在就将是资本主义的转型时期。问题是这一点还没有决定,并且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是可能的。因此,对中国发展的探索将使我们对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胜利从新的视角进行思索。(利佩特,1993:128-129)

  简言之,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明显的成功使左翼人士重新燃起了希望,即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历史的终结,它重新诠释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勒默尔,1993,1994)。

  对中国的理论分析和意识形态的反应不仅停留在学术理论的层面上,在实践中也有所反馈。现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越南和古巴对中国模式也有浓厚的兴趣,古巴政府也由最初的缄口不语到公开承认中国的发展是一种模式。这里假定的中国的改革进程是在牺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加强了市场的力量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迈斯纳,1996)。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讲,由于改革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那些视中国在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左翼人士的数量自1990年代后也开始下降。但这一趋势还不足以对进步主义者构成挑战,进步主义者依然认为中国在发展的策略方面是一个积极的模式。

  那种视中国为发展模式的思想活力正面临明显的资本主义复辟,在左派看来,这种复辟是由于中国在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共同作用而使历史思想左倾变化的结果。那些依然抱有社会主义态度的人认为中国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这将不能够分析中国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以及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转型的世界意义,而传统马克思主义则有关于新兴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的活力中心兴起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1974,1979;列宁,1943;托洛茨基,1962)。

  这种大规模的、结构性和战略性的历史叙述在1989年后与“历史终结论”的气氛显得不合时宜,尤其是与学院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联合起来的后现代主义者思想的兴起。因此,对许多的社会主义者来讲,希望最好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就是反对新自由主义防御性政策以及寻求政治民主而非对资本主义正面进攻。但是这种观点不能转化为对中国模式的支持,反而是对中国发展战略的批评和非资本主义替代方案设想的限制。

  与此同时,许多进步主义者已经对官方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感到非常困惑进而疏远了它们(这在苏联解体前后都是如此),他们曾一度看好东亚的社会经济组织模式,这有助于他们反对新自由主义进而替代它。在1990年和1990年代中期,日本是最受欢迎的发展模式,正如进步主义者指出,日本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和谐的工作关系、充分的就业、收入的相对平等和良好的出口势头等,都表明了这一模式要比新自由主义式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在工人的友善关系及效率方面更强些。日本的经验表明,以社会为导向的国家和合作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也应该是人道的和经济理性所追求的(伯克特、兰兹伯格,2000)。

  但是到199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明显处于长期衰退。进步主义竞争论的支持者逐渐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南韩以及东南亚的一些新兴出口导向型国家,特别是泰国和马来西亚,紧接着是1997-1998年的危机,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陷入动荡期。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危机发生后的反应很大程度上认可了新自由主义者对危机的解释以及随后采取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则进一步破坏了进步主义者原来的立场。

  由于需要寻求替代模式,但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工具和(阶级)政治,许多进步主义者从反对全球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工人阶级斗争的立场,自然将注意力转向中国。中国所逐渐寻求的增长模式类似于东亚过去成功所遵循的模式,但与这些国家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抵制了快速的自由化,因此能把地区性的危机所造成的灾难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实际上,进步主义者的观点和左翼新自由主义者的言论非常类似,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斯蒂格利茨等左派学者的著作非常受欢迎。进步主义者相信,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归因于控制更多的贸易以及对金融的限制更多。与斯蒂格利茨一样,他们赞同中国依赖FDI ,而非不稳定的短期资本流动(这也是中国政府所一直严格限制的)。他们都赞同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为抵制货币贬值所制定的严格政策,避免了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进步主义者用左翼新自由主义者分析的方法来重申他们早期的进步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中国发展很快并且至少口头承诺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的成分和计划,然而,它还分散权力和增加市场的力量,甚至还成为世界上出口能力最强者之一和FDI 的吸引者。

  进步的左翼新自由主义者发现他们认同中国经验,而对中国是否是社会主义反倒无所谓,一些学者甚至对中国持续的经济活力已将中国的商业网络逾出“大中华”经济区羡慕不已(特蕾茜、爱普、特蕾茜,1996;特蕾茜,1999)。无论如何,与其所给予的劳动人民和共同体的潜力不同,中国革命遗产的意义主要归结为这样的地位,它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以及为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创造了其他条件。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们所提及的中国在财富的创造、收入分配和大众生活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主要与中国成功地融入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有关。

  按照这种观点,进步的竞争性思想是将社会主义和革命从人的发展和解放的工具转变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竞争的前提条件。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外国政府尊重中国政府,他们愿意将有许多“严格”限制条款的FDI 投向中国,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政府愿意向他们提供廉价的生产劳动力。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将中国革命后取得的成绩与当前的资本主义的成功轻易地联系在一起,就使人们忽略了资本主义成功发展应具备的前提条件:正在试图进行自我组织而努力的、日益增长的不安全的劳工力量受到世界上最具权威性政府的持续不断的压制。

  中国的困惑

  进步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都能接受中国,这表明在冷战结束后依然存在理论分析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困惑。遗憾的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性趋势所作的反应是树立了一个又一个的示范国家,与主流的分析家和政策制订者相比,这一过程对左派的伤害更大。最主要的也是最普遍的原因是,从权力的角度而言,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主导着对所发生事件也包括意识形态的冲突的解释权。

  一个更加具体的原因就是对于国家模式的持续研究将会鼓励这样一种假定:基于一些国家资本主义成长的经验,一个国家可以制定进步发展的政策。问题(正如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认识到的)是,一个国家成功的事例不能孤立地理解为一国之所为,而是应当放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的资本主义的活力和矛盾方面来理解。倘若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进而面临危机,关于国家发展模式类型的思想将会很快导致对发展成功事例一个接一个的无休止的追求,而一个比一个的问题更多,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我们失去了可以进行选择的发展路径,对理论不能进行清晰地分析,对草根政治的反响不能做出反应。

  在新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者的共同体内,对上述中国成为发展模式的勾画已经集中到更为广泛的发展趋势方面。当然,在现实中,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他们对于中国的发展模式还没有形成完全的共识。然而,由于存在的绝对的分歧,对进步主义者所造成的削弱要甚于保守的新自由主义者。

  尽管新自由主义者常常对那些已经采取自由市场改革的国家进步持有不同意见(例如,解除多少管制以及采取多少私有化措施是有效的),他们的分歧结果使得新自由主义者对当前的示范国家存在的不期而至的危机还是有些犹豫不决。尽管中国的发展已成为模式,但不难发现,新自由主义者还是提出警告,指出如果改革不彻底,腐败不能清除,中国面临的挫折和失败将是不可避免的。同时,新自由主义者还利用中国的改革经验批评古巴不能对其经济充分市场化(迈托万,1999;贝当古,1999)。如果中国的情况变糟,那么,另一个自由市场的成功事例将被发现,这又将与古巴和其他的“落后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对那些想要以工人团体为核心的经济而进行的激进改革有浓厚兴趣的人来讲,分析上的分歧有可能导致关于集体的价值标准、设想和战略的概念差异,例如,没有重大的政治代价,事情就不可能被翻转。毕竟,对于进步主义者而言,运动的发起必须要有清晰的、一贯的价值标准、设想和战略,但对于那些现状的捍卫者则刚好相反,对他们来说,让群众退出政治运动是一种积极的价值体现,对成功发展模式一个又一个的快速的替代将产生困惑,而这些困惑将促使群众重新参加政治运动。

  总之,不但我们不能同意那些视中国为发展模式(无论这种模式是社会主义与否)的进步主义者,而且我们认为他们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凸显了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进步主义共同体对马克思主义的拒斥,这将是(我们相信)我们理解资本主义以及取代它的运动的最有效的框架。因此,同中国进行接触就不仅仅是一场仅限于对一个国家发展经验所进行的学术讨论,它还将使理论明晰化,提高我们的战略眼光,这将有助于我们改变这个世界。

  「参考文献」

  1罗纳德·I.麦金农,1993:《经济自由主义的秩序》,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版。

  2马丁·哈特-兰兹伯格,1993:《飞速增长:韩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斗争》,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93年版。

  3保罗·伯克特、马丁·哈特·兰兹伯格,2000:《发展、危机和阶级斗争:从日本和东亚得到的教训》,纽约:圣·马丁出版社2000年版,第13章,第11-12章,第4章。

  4马丁·哈特-兰兹伯格,2002:《挑战新自由主义的神话:冷眼看墨西哥经验》,载于《每月评论》2002年12月号第7期。

  5斯蒂芬·罗奇,2003:《责难中国的虚伪》,参见《金融时报》2003年8月7日。

  6魏尚进,2003:《全球化对中国的穷人有好处吗?》,载于《金融与发展》(总第39期)2003年第3期。

  7伊·普雷斯,2002:《背叛之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再教育》,载于《国家》2002年6月10日。

  8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2002:《全球化及其不满》,纽约:诺顿2002年版。

  9文尼萨·劳,2000:《被遗忘的一代》,载于《美元和理性》2000年3-4月号第11页。

  10拉迪,2003:《中国的经济崛起:威胁还是机遇?》,载于《经济评论》2003年8月1日。

  11M.J.戈登,1992:《走向市场社会主义的中国》,载于《挑战》(总第35期)1992年1-2月号第1期。

  12维克多·利佩特,1993:《中国又如何》,载于《反马克思主义》1993年秋季号第1期。

  13约翰·E.勒默尔,1993:《共产主义之后还存在社会主义吗?》,载于《市场社会主义:当今的争论》,P.K.巴尔翰、约翰·E.勒默尔编,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约翰·E.勒默尔,1994:《社会主义的未来》,伦敦:韦尔索1994年版;保罗·鲍尔斯、董晓元,1994:《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与未来挑战》,载于《新左派评论》(总第208期)1994年11-12月号。

  14莫里斯·迈斯纳,1996:《邓小平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出现不平等,1978-1994》,纽约:Hill and Wang1996年版;罗伯特·维尔,1996:《红猫,白猫:中国与“市场社会主义”的矛盾》,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96年版。

  15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殖民主义》,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4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帝国主义的评论》,英国伦敦1979年版;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5卷,纽约国际出版社1943年版;里昂·托洛茨基:《持久的革命、结果和前景》,伦敦新公园1962年版。

  16康士坦茨·莱沃·特蕾茜、大卫·爱普、诺埃尔·特蕾茜,1996:《海外华人与中国大陆:一个正在出现的经济合作》,伦敦:麦克米兰1996年出版;康士坦茨·莱沃·特蕾茜、诺埃尔·特蕾茜,1999:《资本主义的三张面孔和亚洲危机》,载于《亚洲相关学者报告》1999年7-9月。

  17康斯坦尼达、迈托万,1999:《“新”古巴经济模式》;罗杰·R.贝当古,1999:《古巴的经济“改革”:21世纪前夕对费德罗的期待》,载于《转型时期的古巴》第9卷,1999年古巴经济研究学会第9届年会。

  文章来源: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2期
编辑:【柯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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