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文学“终结论” 谈起

    近年来，一些西方文论家频繁来到中国访问和讲学，并在中国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把一些本来纯属西方语境的文论话题引入中国，激起中国同行的讨论和争鸣，从而使当今中国文论（至少在某些问题上）真正国际化和全球化。其中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先生曾多次来到中国，在他的一系列学术报告及其所发表的论文中，最为人所关注并引起争鸣的，是他所阐发的文学“终结论”的理论命题。
    早在1997年，米勒《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王逢振编译）一文发表于《文学评论》第4期，该文指出，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当今已经由书籍时代转到了电子时代，新的技术正创造着人们新的生活方式和感知方式，由此必然会对文学和文学研究发生影响，比如越来越多的人正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再转向电脑、网络等，很少关注书本的文学作品。因此他认为，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也许由于当时中国文论界关注的热点不在于此（其时正热烈讨论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尤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因此对米勒提出的问题并未引起太多关注。时隔三年之后，在2000年北京举行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米勒再次就此命题作了发言，并在《文学评论》发表长篇论文《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详细阐述了“文学终结论”的观点。从该文所述可知，这一论断其实来自解构主义理论大师、也是米勒的精神宗师雅克·德里达。米勒在论文开篇，即引述了德里达《明信片》中那段耸人听闻的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的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情书也不能幸免……”。[1] 米勒本人显然是认同和支持这一论断的，并按照他的理解对这一命题作了充分的阐述。这一次也许是语境不同了，米勒阐发的文学“终结论”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并引发了讨论，一些学者著文与米勒商榷，对这一预言表示质疑和难予苟同，认为这是一种“媒介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未免过于极端和武断；文学和文学批评存在的理由在于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以及对文学美的追求，而不在于媒体的变化。[2] 然而此后中国文论界对这一问题似乎并未继续深入讨论下去。但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我国文论界关于文学和文学批评危机的议论却逐渐热闹起来，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回应着米勒等人的论断，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新关注和思考。
    最近金惠敏先生在《文学评论》发表文章指出，我国文论界对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看来是误读和误解了，因而试图对米勒提出的理论命题重新读解。[3] 那么中国文论界对米勒的误读和误解究竟何在呢？按金文的看法似乎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充分注意到米勒（似乎对于德里达也是如此）情感态度及其理论见解的悖论性——他一方面固然言之凿凿地认为文学和文学研究从来生不逢时，并预言在当今的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和文学研究可能更难以继续存在，并为此而深感忧虑；但另一方面，在该文结尾，他又试图“换种方式”来表达他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执著态度与信念：“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文学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虽然从来生不逢时，虽然永远不会独领风骚，但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信息高速路上的坑坑洼洼、因特网之星系上的黑洞——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4] 这又表明他并不愿意相信文学和文学研究真的会终结。这两种表述显然是存在矛盾的。我们对米勒关于文学和文学研究“终结论”的论断感受深刻，而对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疑虑和有所保留的方面则比较忽视，或至少是注意不够。二是无论米勒断言文学和文学研究会走向终结也好，还是对此并不愿意相信或有所保留也好，其理由和根据究竟是什么？中国文论界从米勒和德里达的论述中所读解出来的，是电信技术高度发展所带来的图像网络文化的冲击。这固然不错，但这也许只是表层原因。问题在于，为什么电信技术发达就一定会带来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危机？难道只是因为图像网络文化的兴盛挤占了文学生存的空间，使得人们更热中于读图读屏而无暇去阅读报刊杂志吗？似乎是这样但又不完全如此。更深层次的原因也许还在于，建立在电信技术基础上的图像网络文化，正改变着人们感知事物的方式，使人与对象之间的距离消失了。而文学依赖于语言传达和阅读，恰恰是以“距离”为必要前提条件的，正是距离的消失即“趋零距离”构成了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威胁，带来了它的危机。金文正是把这样一个问题还原于当代国际理论语境，还原于米勒和德里达自身的理论思路，从而以“距离”说为线索，去探寻他们文学“终结论”的深层根源，解读这一悖论式理论命题的复杂意味，从而对当前的文学危机加以解析。
    从“文学即距离”这一角度来理解文学的特性及其意义，以及思考文学危机的缘由，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理论张力与阐释空间的问题，金文的读解阐释是富有启发意义的。然而我感到，金文对这一命题的读解阐释，主要是以德里达《明信片》中的论述为依据的，而对米勒的看法则所论不足；并且稍加比较可知，德里达对“距离”的理解可能主要是哲学意义上的，而米勒对文学的理解想象，则更多从文学的“旧式意义”即“文学性”方面着眼，更为重视语言“陌生化”以及修辞性表达与阅读方面。那么对于德里达和米勒的文学“终结论”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终结论”与“距离说”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性？当前文学的危机究竟何在？本文试图在金文探讨的基础上，再作进一步思考和探讨。

    二、对“文学即距离”的理解

    按金文对德里达的读解，关于文学的本质特性，似乎可以从对情书（书信）的理解开始：《明信片》中以情书暗示了一种思维踪迹：“显然情书作为一种书信其客观之必要性在于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存在有距离。而现在电信创造了‘世界范围的联结’，……距离被压缩为趋零距离，于是情书的必要性从根本上就被动摇或颠覆了。”由此而联系到文学：“当爱情就是身边的事实时，没有文学；而当其飘逝于彼岸时，文学即刻诞生。……在此德里达是否就是说如同情书的写作，文学的诞生亦须以距离、意识甚或生死相隔为前提，至少或首先是在物理的层面上？……德里达敏感于距离，以及距离的消逝对情书、对文学的毁灭性打击。”这种打击首先是来自电信技术，“德里达常常以电话为例，摧毁了时空间距，摧毁了书信所赖以生存的物理前提，因而也就是摧毁了书信本身的存在。毫无疑问，文学的写作如同情书的写作，也首先是以距离为其物理性前提的，写作由此而成为一种传达，传达那不是其本身的东西，——传达是往来传达，往来于书写与书写对象之间的距离。” [5]
    那么文学的距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距离，这种距离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正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如上文所论到的那样，文学的距离可能首先是一种物理性的、时空意义上的距离。按我的理解，这种距离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语言媒介的传达方式中产生的。文学的写作的确如同情书的写作，本质上是一种传达。只不过情书的写作也许有比较明确的指涉对象，而文学的写作则如同有人所形象表述的那样：没有地址，抵达心灵。因此文学距离更具有不确定性。并且，文学的传达更有多种向度，借用米勒的说法，有的可能是“施为性的”（performative）即描述性的，有的可能是“表述性”（constative）的。[6] 前者更多指向对外部世界的模仿；后者更多指向心灵世界的表现。然而无论何种向度，传统语言媒介的传达方式，所描述的都只能是虚拟的世界，与真实存在的世界之间永远存在着距离。一方面，人们总是力图驾驭语言之舟，以最高超的语言艺术技巧，最大限度地抵达对象世界，描述或者表述对象世界的一切；另一方面，语言的传达本身又构成巨大的障碍和阻隔，使之永远无法完全抵达对象世界，这就构成了艺术传达目的与语言传达手段之间的巨大冲突与张力，造就了语言艺术传达的无限可能性。此外更有一种观念，恰恰是极力要拉开语言文本形式与表现对象之间的距离，追求语言形式的“陌生化”效果，形成另一种艺术张力。西方形式主义批评所理解的“文学性”，便是从这一语言艺术的巨大张力中产生，而且这个批评流派也始终致力于研究这种“文学性”的奥秘。这一文学批评方法在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中形成了持续百年的传统。
    从德里达到米勒的文学研究，其实也正是从这一传统而来，只不过他们如今更多看到了它不可避免走向终结的命运。比如米勒就曾在一篇关于《论文学的权威性》的讲演中说，我“现在终于达成了一种观点，即文学的权威性源于语言艺术的表演性使用，语言的这种使用使读者在阅读一部作品的时候对它所营造的虚拟世界产生信赖感。”“对我来说，那些书页上的文字简直就像一种神奇的处方使我能够达到一个只有通过那些英语单词才能够达到的先验的虚拟的世界”；“文学作品被看作神奇的处方，它可以提供给人们一个虚拟的现实，这一虚拟现实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我们只能了解到文字所揭示出的这部分虚幻现实。当作者把他们放到一边的时候，我们便永远无法知道小说中的人物到底在说什么、想什么。正像德里达所说的，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会隐藏一些事实，隐藏起一些永远不被人知晓的秘密，这也是文学作品权威性的一个基本体现。”[7] 最近他又说到， “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文学在本质上自成一格，具有其自身的终极目的。它的存在是不需要理由的，然而确实又存在着某种理由。”在他看来，这个理由就在文学作品自身，并且具有像魔力般的吸引力。他自称，“我一直有着两方面的兴趣：一方面，我对文学情有独钟，一部文学作品会像魔术一样，将我引领到一个想像的世界中来，出于某种原因，进入这个想像的世界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愉悦。另一方面，我一直沉溺于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种魔术到底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它是如何运作的。”“我渴望用一种类似科学的方式，去解释和理解文学。在我看来，文学在不同的情形下，似乎始终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偏离语言运用的正常规则，或说显得很是奇怪。所以，文学最使我感兴趣的因素是作品中的语言特性。”[8]
    对于文学而言，语言是传达的惟一工具，然而它与对象世界之间永远存在着距离，正是这种距离的存在使得文学充满了神秘与魔力，吸引着众多的读者和文学研究者，孜孜不倦地去读解和探求其中所隐藏的秘密。这的确是一种比较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它出于研究者个人对文学的强烈兴趣和爱好；它为了文学本身的目的，为了探寻文学作品中所隐藏的秘密，尤其是文学语言的魔力；它最重要的方式是独立的“阅读”，并且要求是“细读”，或者说是一种“修辞性阅读”，从中获得自己独特的发现，米勒说：“我想独立地阅读。……如果你有眼光去发现那些矛盾的、不一致的、奇怪的东西，去发现那些无法用作品特点的主题性描述来解释的东西，去发现那些没有被以往的批评家所强调和重视的东西，那么你或许就会得到非常重要的发现。”[9] 米勒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学研究方式。尽管他早已说过，这种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而进行的文学研究早已在解构主义中死去，早已不合时宜，但他自己却仍然不肯放弃。
    然而文学作品所隐藏起来的那些永远不被人知晓的秘密，显然并不仅仅是语言文本形式本身的“文学性”秘密，同时也还有来自于心灵表达与精神诉求的秘密。从“文学即距离”的命题来说，这种“距离”并不仅仅表现在物理性的、时空意义的层面，也不单纯表现在语言“陌生化”的层面，可能更表现在文学的内在精神的层面，即人的心灵对于生存现实的想象性超越。文学的世界是一个语言的世界，也是一个想象的世界，是一个超离于我们生存的此岸世界之外的一个彼岸世界，正是这种距离的存在，正是这种对现实的超越，才使它成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曾指出：“如果把日常生活看作是一条长河，那么由这条长河中分流出了科学和艺术这样两种对现实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现形式。”[10] 科学以高度抽象的形式反映人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把握，成为一种对现实而言更高的知识谱系。但是科学在根本上是实用的、功利的，是引向现实生活的，正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的那样：人的一切知识与实践，都只在于使人之生活趋利而避害，各种科学的成功都是建立在生活之欲上面，无不与生活之欲相联系。而艺术则是以想象的、审美创造的方式实现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它使人超然于现实生活利害之外，忘物我之关系，从而摆脱现实人生痛苦求得心灵的慰藉。[11] 朱光潜在谈到艺术和审美时，也把艺术的“美感世界”与现实的“实用世界”相对应，把人生的“入世”与“出世”相对应，他认为“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超乎利害关系而独立。在创造或是欣赏艺术时，人都是从有利害关系的实用世界搬家到绝对无利害关系的理想世界里去。”正由于有了艺术，才使人有可能突破现世中那个“密密无缝的利害网”，使人达到“超越利害”的优美人生境界。所以艺术的目标在于使人心净化，使人生美化。[12] 诗人学者王小波曾说过：一个人只拥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他还需要一个诗意的世界。我想这应该就是文学艺术存在的理由和根据。
    所以我以为，对“文学即距离”的理解，应并不仅限于语言“陌生化”的层面，更重要的还在于精神审美对现实世界与世俗生活的想象性超越。与此相关联，则是对“文学性”的理解，如果按雅各布森那个宽泛的解释：“文学性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那个东西”，那么“文学性”就既包括语言“陌生化”之类的形式要素，也应该包括精神审美之类的内质要素，否则就难免是片面的。然而问题在于，“文学性”作为西方形式主义文论赋予其特定涵义的一个概念，经过近一个世纪约定俗成的理解使用，已经被历史地凝固化了，恐怕难以改变人们对它的理解，那么我想是否可以提出一个对应性的“文学质”的概念来加以补充。如果说“文学性”按照形式主义者赋予的规定性偏于强调文学语言文本形式方面的特性，那么“文学质”则突出强调文学的内在精神品质方面的特性——“文学性”与“文学质”的统一，才构成文学的完整本质特性。同样，只有对文学的语言“陌生化”距离与精神审美的想象超越性距离统一起来，才能形成对“文学即距离”命题的完整理解。

三、关于当前文学的危机

    当前文学是否存在危机？如果存在的话，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危机？看来知识界是颇有争议的。通常人们谈论当前文学的危机，主要是着眼于电信时代的图像化转向及其扩张，以及对传统文学形态形成的极大挤压，不断将其逼向边缘，文学市场逐渐萎缩。这应是不争之实。德里达和米勒等人早已谈到，在当今西方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甚至出现了从看电视或看电影转向电脑屏幕的迅速变化；那些义无反顾转向文化研究的年轻学者们，也正是被电视、电影和商业化流行音乐熏陶长大的第一代人，他们更愿意研究自己所熟悉和感兴趣的东西；在西方的大学中也早已是实用技术大行其道，传统的文学教学与研究要么为那些实用学科所吞并，要么改弦易辙转变功能，与那些新型通讯技术及媒体文化相关联，从而转向宽泛的文化研究。[13] 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也正在发生。
    随之而来的另一种变化，是当今的文学顺时而变走向“泛化”，比如与图像结合或与网络联姻，生成某些混合体的新媒体文学形态。米勒也看到了这样一种新的现象，在他看来，“新形态的文学越来越成为混合体。这个混合体是由一系列的媒介发挥作用的，我说的这些媒介除了语言之外，还包括电视、电影、网络、电脑游戏……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可以说是与语言不同的另一类媒介。然后，传统的‘文学’和其他的这些形式，它们通过数字化进行互动，形成了一种新形态的‘文学’，我这里要用的词，不是‘literature’（文学），而是‘literarity’（文学性），也就是说，除了传统的文字形成的文学外，还有使用词语和各种不同符号而形成的一种具有文学性的东西。”[14] 米勒特别强调两个词汇的区别，其用意耐人寻味。对于这种文学“泛化”现象，乐观者把它看成是文学新的生机与活力的表现，极力为其欢呼叫好；悲观者则认为这仍然是一种文学的危机，因为传统的文学精神或“文学性”往往在消费主义和娱乐化中被转化或被消解了。
    因此当前文学的危机，不只是表层的、文学形态意义上的危机，更根本的还是文学本质或文学精神意义上的危机，是一种深层的危机。这表现为传统文学所培养起来的文学性阅读（米勒叫做“修辞性阅读”）的弱化，理性思维与想象感悟能力的萎缩，作为文学存在前提条件的“距离”的逐渐消解丧失，其中尤其是精神审美超越性的丧失。
    比如图像化转向与扩张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挤占了文学的地盘，吸引人们更多转向读图读屏，更重要的是，由此而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方式与精神生活方式。图像文化形态的确有认知与表达的感性直观、信息交流的方便快捷等优势，在追求快节奏、高效率的当今社会，能满足人们的某些现实需要。但是图像文化显然主要是直观性、描述性的，它给人以直观真实性、视觉吸引力和感官冲击力（创作者也正是在这些方面下功夫），受众往往是被动性接收，被图像拼贴起来的世界图景及其虚拟的真实性所牵引所吸附，主体的思维感悟判断能力相对被压抑。并且图像的直观真实性、视觉吸引力和感官冲击力越强，对主体能力方面的压抑也许就越严重。如果图像化接收成为人们的主要认知方式，难免会造成思维判断能力的蜕化，带来主体自我的失落。正如米勒所描述的那样：“所有那些电视、电影和因特网产生的大批的形象，以及机器变戏法一样产生出来的那么多的幽灵，打破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正如它破坏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分野”；还有，“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消逝。视觉形象、听觉组合（比如音乐），以及文字都不同地受到了0和1这一序列的数码化改变。像电视和电影、连接或配有音箱的电脑监视器不可避免地混合了视觉、听觉形象，还兼有文字解读的能力。新的电信时代无可挽回地成了多媒体的综合应用。男人、女人和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浑然忘忧’的读书行为，让位于‘环视’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而后者用一大堆既不是现在也不是非现在、既不是具体化的也不是抽象化的、既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不死不活的东西冲击着眼膜和耳鼓。这些幽灵一样的东西拥有巨大的力量，可以侵扰那些手拿遥控器开启这些设备的人们的心理、感受和想象，并且还可以把他们的心理和情感打造成它们所喜欢的样子。……”[15]
    当今的文学“泛化”，即与图像、网络等结合所生成的新媒体文学形态，如电视文学、摄影文学、网络文学、“图说”形态的文学等等，无论从传播媒介与生产（写作）方式的变化来看，还是从它们的内在特性来看，总的趋向显然也是转向图像化，更为突出描述性、纪实性和感官吸引力；从外部关系上看，也是充分适应市场化条件下的文化消费主义原则的。即便是传统语言文本形态的文学，虽然在语言思维与写作方式上仍保留传统文学的特性，但相当一部分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与上述文学“泛化”现象趋同的走向，比如突出了“描述性”而淡化了“表述性”，贴近了“日常化”而远离了想象超越性，强化了身体快感而弱化了精神美感，等等。如今文学艺术的总体趋向是回归日常生活，理论观念上的表述就叫做“审美日常生活化”或者“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就是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打造各种类型的世俗化幸福生活，引人在虚幻的想入非非之中体验陶醉一把。至于那些不断出新出奇且大肆炒作的“私语化写作”、“身体写作”之类，更是把人吸引到窥探隐私、满足意淫的境地。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当今的一些所谓文学写作，所追求的就只有欲望生产、快乐原则和当下身体感，它们把“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很轻便地替换成了“美是欲望的感性显现”。在这里，文学艺术既彻底消除了过去的精神贵族气息，也完全消解了以往的精英价值取向，剩下的只有当下的欲望化与世俗性，成为日常生活的直接表达，几乎与日常生活完全合流。
    由此带来的便是“文学性”与“距离感”的彻底丧失。首先从文学语言层面而言，如前所说，传统的文学极为讲究语言艺术与修辞技巧，追求语言表达的“陌生化”效果，在语言描述与对象世界之间，语言表达与意义世界之间，或者说在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通过“陌生化”造成某种间离与阻隔，从而形成一定的“距离”，由这种“距离”便又形成相应的艺术张力，一切所谓艺术的象征、隐喻、反讽，以及阐释的多义性等等，都从这“距离”与“张力”中产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充满艺术张力和无穷魅力的语言文本，因此才吸引人们去阅读理解和感悟品味，甚至于需要人们去“细读”和揣摩解析，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所谓“文学性”，也往往要从这样的“细读”中去“发现”和领悟。而如今“泛化”或“日常生活化”的文学，首先在语言层面便日常化、世俗化、乃至粗鄙化了，“陌生化”没有了，语言修辞所带来的“距离”与“张力”消失了，当然“文学性”也就无从谈起了。随之而来，阅读活动也必然是肤浅化的消遣性娱乐性阅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阅读，更不可能是米勒所说的那种“修辞性阅读”或者“细读”。当真正的文学阅读转变成了消费性阅读（更不必说由“阅读”转向“看图”），那也就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读者死了”；而“读者之死”无疑加重了文学的危机。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文学精神层面的问题。无论图像化转向，还是当今文学的泛化转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朝着世俗化和消费性转向，不断导向与日常生活的合流。由此带来的便是文学世界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消失，文学对现实的反思批判精神衰竭，文学的艺术想象力与审美超越性消解，文学本该拥有的彼岸性与精神家园不复存在。如果说现实生活的逻辑是力图消灭“距离”，把想象变成现实，把虚拟变成真实，把欲望变成享乐，那么艺术的逻辑恰恰就是要拉开与现实的距离，将精神引向对现实的超越与升华。如果文学艺术完全世俗化了，它与日常生活的距离消失了，那就意味着文学艺术存在的基本前提也消失了。也许正由于此，米勒曾引德里达的观点认为，“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 那么这里所谓“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指什么呢？米勒接着解释说：“德里达在《明信片》这本书中表述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打破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法（inside outside dichotomies）。”[16] 我理解他们所说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法”，就是指人的心灵或精神世界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分离，心灵或精神是应当超越现实世界的，这正是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如果这种前提和共生因素消失了，文学便只有走向终结。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德里达和米勒所说的文学终结，是有其特定含义的，正如金惠敏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显然德里达并非要宣布电信时代一切文学的死亡，他所意指的确实只是某一种文学：这种文学以‘距离’为其存在前提，因而他的文学终结论之所以终结者就是以‘距离’为生存条件，进而以‘距离’为其本质特征的那一文学。”[17] 他们一方面预言了文学的终结，另一方面又相信文学还会继续存在，这一悖论式理论命题似乎传达出这样的意味：人的生存不能只有一个单向维度，人的心灵与精神生活不应当与外部世界没有距离，文学正是以这种“距离”为其存在的前提，同时也以此显示自身的意义。而我国一些学者怀疑文学终结论，相信文学不会消亡，甚至提出“文学救赎”的命题，也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人的生存不能没有心灵情感的安顿之所，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是文学存在的最大根据。可见彼此的理解在根本上是可以相通的。
    总之，如果说当前文学存在危机，就不只是图像转向或文学“泛化”所带来的危机，而是其生存前提即“距离”消失所带来的危机；不只是“文学性”的危机，更是“文学质”即文学精神的危机。而从“文学是人学”的观点看，这种文学的危机，说到底还是反映了当今社会生活所存在的问题，反映了人的生存的片面性与精神匮乏。如今以金钱消费及其快乐享受为取向的生活追求，如同能量巨大的黑洞具有极大的吸附力量，很容易把生活中的一切都吸引过去，导向一种平庸化、欲望化的生存现实，人所应有的诗意生存境界及其人性的丰富性，日益远离了人们的生活实践。这就似乎需要有一种力量和方式，使人们从当下的平庸化生活现实中适度超离出来，文学应该而且能够担当起这一使命。当然这里的前提是，文学自身需要保持应有的“距离”，需要有“文学性”与“文学质”的坚守，而不至于被世俗化、欲望化现实黑洞吸附进去。

    [1] [4] [15] [16] 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2] 参见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文艺报》2001年9月25日；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3] [5] [17] 金惠敏《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6] [14] 参见《“我对文学的未来是有安全感的”——希利斯·米勒访谈录》，《文艺报》2004年6月24日。
    [7] J·希利斯·米勒《论文学的权威性》，《文艺报》2001年8月28日。
    [8] [9] J·希利斯·米勒《为什么我要选择文学（在中国的演讲）》，《社会科学报》2004年7月1日。
    [10] 卢卡奇《审美特性》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前言”第1页。
    [11]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载《中国近代文论选》（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2] 朱光潜《谈美》，《朱光潜全集》第2卷第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
    [13] 参见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另参见陆扬《我们依然必须研究文学吗？——米勒谈今日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文艺报》2004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