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问题，一直是哲学上的一个难题。实践哲学试图通过“劳动”来做统战工作，但效果并不显著。其实，劳动实践并没有使人脱离自然，它不过是人与自然在能量上的“等价交换”。真正使人脱离自然的是“禁忌”。“禁忌”否定了人的动物性（特别是乱伦和暴力），因而也就是对“自然”的否定。是“禁忌”（社会秩序的保证）使人类的劳动在能量交换上占了优势，人类因而懂得了积累和占有，他从此必须牺牲他最宝贵的一部分特征：闲暇和放纵。于是，劳动变成了生产和再生产，禁忌变成了禁欲和主义。
　　
　　生产、积累（再生产、再积累直至灭亡）是狭义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它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耗费需求之间，关系十分紧张。我们必须注意到以下对应关系：生产（积累）——闲暇（耗费）；禁忌（秩序）——放纵（杂乱）。在禁忌（秩序）的护航下，生产（积累）一直沿着社会进化的乌托邦前进。在这里，纯粹的消耗是没有地位的。
　　
　　真正的耗费就是“没有任何用途”。在文明的进程中，这种必要的耗费越来越遭到唾弃，除非它改头换面。比如，纵欲变成了各种类型的“狂欢节”；暴力变成了战争和政治；性变成了婚姻。于是，本来属于无用的耗费（纵欲、性、暴力等）转而变成了“有用的”社会活动。节日成了当权者对丧权者的恩赐，战争是资源掠夺的重要手段，婚姻是劳动力生产的公认方式。所有这一切，都指向资本再生产。凡是与“资本生产”无关的，都成为“被诅咒的”部分。
　　
　　乔治·巴塔耶（1897—1962）关注的不是生产，而是非生产的耗费，也就是“被诅咒的”部分。《色情史》作为三卷本著作《被诅咒的部分》的第二卷，出色地研究了“色情”这种人类特有的现象。其目的当然不是色情本身，而是色情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
　　
　　在人类对恐惧（阻止人类返回自然的心理能量）与诱惑（人类返回自然、渴望堕落的心理能量）的左顾右盼中，色情产生了，而且成了一种最典型的耗费。但它既不是生产（比如社会认可的婚姻中的性），也不是兽性（比如遭到禁忌的乱伦）和改头换面的宣泄和控制（组织化暴力，战争和政治），更不是商品交换式的卖淫（卖淫反对禁忌，提倡非生产性的闲暇，但却不放纵，它恰恰是一种精打细算的支付）。色情既肯定又否定社会禁忌。色情是对人自身那些遭到禁忌的自然部分的回望和留恋（羞涩是对这种留恋的掩饰）。“我们想要的是让我们精疲力竭并让我们的生活处于危险之中的东西”。（86页）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积累计划的破坏，从而实现了其颠覆性。

　　加入经济计划、军事竞赛、政治斗争的人，永远也无法认可色情这种纯粹的耗费方式。特别是在一些极权社会，色情被严格控制，而暴力不但不会得到控制，甚至还得到奖赏。色情就这样置身于军事史、政治史、社会史的边缘，从而也置身于所谓“自由经济人”成长史的边缘。
　　
　　“色情”或许可以称为“风流”。这是一种介于“上流”与“下流”之间的状态，也就是飘忽不定、很难琢磨、很难归类的意思。“上流”与“下流”总是一拍即合，“风流”却常常是形单影只。色情溢出了国家主义（利益共同体）的边界，因而，它与“个体的爱”这种国家主义和历史进化无法涵盖的人类特性相关。巴塔耶惊奇地发现了一种在今天更为突出的现象：色情和爱所需要的细腻情感过早地消失，粗俗和下流总是提前到来。情感需要耗费大量的闲暇时间，而“下流”从根本上是节约、算计或禁忌的产物，并与“上流”勾结。巴塔耶指责的并非粗俗，而是下流，“冷漠与下流相关”。（110页）人的本质并不下流，下流是历史的产物。在社会和历史中，下流总能找到合适的处所，但下流倘若出现在爱情或色情中，那它立刻就完了。
　　
　　禁忌，是社会公共领域对秩序的要求。放纵，是个体生命对能量耗费、对诱惑的渴求。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恰恰相反的情况：个人理性无比，工于算计，且越来越冷漠；社会整体却放纵无度，战争、暴力、阴谋、贪婪一刻也没有消停过。个人的“自我禁忌”（自我阉割），以及在“主义”支持下社会的“自我放纵”这一对奇怪的病毒，像癌细胞一样正在扩散。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个人层面，“色情”都消失了。甚至连“粗俗”也没有了，惟有冷漠和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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