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不只是苏珊·桑塔格才有对政治批评的热情，许多作家和批评家都有这种热情。但热情并不一定有效，当充满热情的批评变得无效的时候，那种热情并不能传递给公众，而只能返回他自身，就像偏执狂那样。苏珊·桑塔格的政治批评是有效的，它将一种公共关怀的热情有效地传递给了公众。她让“政治”回到了日常生活场景，也让公众在日常经验中发现了“政治”。苏珊·桑塔格的政治评论有一种特殊的效果，即宏大的“政治”概念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图穷匕现，没有立锥之地。产生这种效果的秘诀在于其介入问题的独特角度和言谈方式。她介入的问题是公共问题，但却是从经验的角度切入（对经验的敏锐感受和重新阐释），其表述方式是一种建立在审美批评基础上的公共写作。她的介入使得政治评论的面目变得犀利而亲切，并且与人数更为广泛的公民社会之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有了相关性，而不是对立政治阵营中的某种狭隘的政治辩护。

　　政治评论不是政客的说辞。政客的说辞有时候也会产生楚楚动人的效果，但它往往是将日常生活经验进行有限的歪曲的解释，将感性材料变成狭义政治概念的作料，并且试图用派别（比如，左的、右的、中间的、激进的、保守的，等等）的道德和审美知识取代民族乃至人类的道德和审美知识。而真正的政治评论恰恰相反，它通过对生活世界感性经验及其符号体系的重新审视，不但要扒开那些遮蔽感性经验的虚伪的幕帐，恢复人们对公共生活经验的审美感知，而且还要恢复感性经验的原初活力，从而唤起公众对行动自由的渴望，也就是将人们从私人世界拉回到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即使没有绝对的惟一的真理，也有一种对它的追问和商谈。商谈的前提是政治意义上对权力平等的追求，以及社会意义上对差异性的尊重。行动自由在这里既受到制约，也得到释放。这才是思想自由或者批评写作摆脱个人梦呓、追求公共意义的目的。

　　行动是自由的基本前提，或者说自由最终指向的是行动。人们曾经在最古老的“行动自由”（比如，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中首先尝到了“自由”的滋味。当行动自由遭到来自社会或自然的各种限制的时候，人们就开始从广阔的世界领域撤退，撤退到小圈子领域或私人空间，进而开始寻找“自由”的替代品：争辩（思想对话）、虚构（文艺创作）。此时此刻，“自由”概念已经变得困难重重、意义不明。一方面，思想自由可以成为行动自由的符号性替代物，仿佛一次行动自由的虚拟演习。另一方面，它在逃避那种遭到禁锢的公共空间时，渐渐变得越来越私人化，成了与公众不相干的书斋式的梦呓。这或许是当代“犬儒主义”产生的根源。

　　政治评论的产生，与个体的公共关怀责任感或介入公共事务的热情密切相关。人性的实现不可能在私人生活中完成（作为一种特殊“自我阉割”形式的道教和佛教密宗试图这样），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完成。对公共事务的热情的丧失，既是公共空间的丧失和萎缩结果，也是人性丧失和萎缩的先兆。汉娜·阿伦特认为，这种丧失会伴随着一种非常可怕的机能的丧失和萎缩，“这种丧失和萎缩，是从常识的丧失开始的，接着就是美感或趣味（我们凭借它来爱这个世界）的丧失。在极端情形下，这种卑贱地位可能会持续好几个世纪，在这时我们确实可以谈论真正的无世界状态了，而无世界状态永远是野蛮的一种形式”（《黑暗时代的人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1）。阿伦特指出了一种比政治热情丧失更可怕的现象，那就是公共空间越来越萎缩而导致的美感趣味的丧失、经验感受能力的丧失、机能的丧失和萎缩。这种机能一旦被毁坏，可能会持续几个世纪。这正是公共政治事务中各种谎言大行其道的根源。于是，一种将行动自由、思想自由与公共经验的相关性连接在一起的批评，显得尤为迫切。

　　2

　　苏珊·桑塔格的政治批评，甚至可以说整个批评生涯，都可以看作是对因公共领域丧失而导致的商谈对话能力、经验感受能力丧失这一可怕现象的回应。如何让公众恢复经验感知能力，如何激活新经验、批评旧经验的惰性和欺骗性，便成了一件具有政治意味的工作。苏珊·桑塔格的政治评论的基本立足点在于“经验阐释”。对经验的敏感，是行动自由的基本前提，否则，人性的展开就毫无根据。但由于经验所具有的散乱性和盲目性，使得它经常发生变异（被权力所异化，被狭义的政治所利用）。因此，对世界的认识，又要有对感性经验的警惕，不被它所蒙蔽，或者说需要对经验的重新审视和综合。文字、言谈、影像、肢体动作等，提供的正是感性和经验，但它无法提供真正的、整体的道德知识和政治知识，整体的知识需要理性的参与。在大范围内激活一种有待张扬的新经验，以及对旧经验和它所产生的感受惯性的批评，是苏珊·桑塔格同时关注的一件事情的两面。

　　如果按照政治现实呈现给我们的样子来概括“政治”的含义，“政治”或许正像施密特所说的那样，就是“划分敌人和朋友”，就像道德划分善恶、美学划分美丑一样（《政治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38）。简单的二分法是粗暴野蛮的，它为了维护现实或话语的权威，不惜将现实生活冷冻起来，以保持凝固不变。其实善恶和美丑的标准就经常发生变化。特别是在美学批评中，美丑标准的变化更是惊人。那么敌友标准是不是也应该不断变化？为什么坐在主席台左边就是“左派”，坐在主席台右边的就成了“右派”（法国大革命时国民会议的排席方式变成了一种政治区分隐喻）？这种简单的政治方法，首先将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将他们变成物，再进行划分。在这个貌似公共的空间中，实际上只有一个单一空间。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这里消失无踪。

　　公众舆论关注善恶标准的变化，公众趣味关注美丑标准的变化。这些公众行为除了在情感上排斥部分个体之外，并没有致命的后果，因为它不能通过立法来解决。而敌我标准的变化则是人命攸关的事情，权力集团可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通过战争消灭敌人。因此，敌我标准的变化不像善恶和美丑标准的变化。敌我标准的变化，要不意味着一部分人生命的终结，要不意味着一个政治集团权力的终结。政治宣传是令“敌我标准”的效用得以延续，也就是政治集团权力合法性得以延续的有效手段。政治宣传，往往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通过一种柔性叙事手法来虚拟一种叙事的整体性，最终指向的是仇恨叙事的合法性。在这里，日常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全部被调动起来，并放弃自身而指向了狭义的“政治”。这正是政治批评所要关注的。

　　苏珊·桑塔格通过一种极具个性的“政治评论”，将“政治”概念的边界扩大了（比如感性经验中的政治、审美形式中的政治、传媒符号体系中所建构的政治等等）。结果是让狭义的“政治”权力边界缩小（揭穿那些隐藏在符号体系之中的政治欺骗性）。因此，苏珊·桑塔格的政治批评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是对新经验的全面阐释和整合，使个体行动产生公共意义。第二种是对政治事件的评论，也就是对政治事件从经验层面进行解构和批评。

　　苏珊·桑塔格的第一类“政治批评”，对新经验的全面阐释及其所产生的政治意义，可以称之为“泛政治批评”。这里的“泛”不是“泛泛而论”的“泛”，而恰恰是一种涉及更深层面的政治评论，也可以说是一种外延扩大了的政治评论。因为它涉及到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在公共领域的显现形态，以及个人行动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紧张而复杂的关系。狭义的“政治”总是忽略或删除这些行动所导致的经验（包括各种它无法利用和同化的经验），而且，被异化的公众对这种经验常常是视而不见，或者说对新经验的感受力坏死。因此，激活某些经验，恢复人们行动自由的感官机能，是扩大公共领域的言谈自由和行动自由的重要手段。因此，新感受力和新经验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政治”色彩的事件。这一类评论，是苏珊·桑塔格早期评论的主要内容，比如《剧场纪事》、《关于“坎普”的札记》、《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载《反对阐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等。即使她所写的一些作家论，比如阿尔托、加缪、巴特、卡内蒂、尤奈斯库、布罗斯基等，也不是纯粹的美学批评，而是一种介于美学与政治之间的评论。桑塔格在这里所关注的重点，并不是作家的个人力量（比如他们的个人才能、美学形式的特点），而是他们介入公共权力的能力，或者说独特的审美经验对公众行动能力的激活功能。对于这一类评论，报刊上已经有很多的评价，在此不多分析。
苏珊·桑塔格的第二类“政治批评”，即对政治事件的评论。这类评论的代表作品是《关于他人的痛苦》、《关于对他人的酷刑》（载《关于他人的痛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或许还应该算上《迷人的法西斯主义》、《西贝尔贝格的希特勒》（载《在土星的标志下》，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对旅行的反思》、《在萨拉热窝等待戈多》（载《重点所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还有《论摄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前面两篇文章看上去是在讨论战争和政治，实际上又是在讨论照片和摄影，讨论媒介传播对政治和战争的虚构，仿佛是《论摄影》的续集。后面三篇文章看上去是在分析照片、录像、戏剧，实际上她又是在讨论政治，是对法西斯主义美学和极权主义美学非常有效的解剖和批评。这些文章的文体界限十分模糊，以至于我们无法分清它们究竟是政治评论，还是艺术评论，抑或就是一种当年鲁迅和“语丝社”同仁所提倡的“文明批评”或“社会批评”？可见，政治评论中的“政治”，在桑塔格那里是一个边界更广的范畴。

　　3

　　从审美角度看，感性经验的功能更加复杂，这是对经验进行政治解读的一个障碍，但苏珊·桑塔格的长处恰好就在这里。现代传播媒介对政治和战争的“叙述”十分可疑，它与其说在重现一种经验，不如说在扭曲和改写经验。用美学批评方法对这种“叙述”要素和符号化的经验进行审视和解构，是政治批评的重要职能。报纸的兴起结束了战争和政治事件口口相传的时代，它被文字叙述（新闻）和半虚构的战争故事所取代。对这种政治故事的批评，可以利用叙事逻辑和形象分析等传统批评手法。而20世纪的战争和政治事件，是通过更直接诉诸感官的图像（照片、影视录像）来叙述的，因而似乎具有无须证明的合法性。政治和战争利用这种权威性和合法性来说服公众，从而为战争和政治的合法性辩护。对这种图像经验的审视和批评，不但需要逻辑，更需要敏锐而准确的感觉。

　　苏珊·桑塔格（还有本雅明和布尔迪厄等）敏感地在这种新的美学形式外衣包裹下的经验体系中，发现了意识形态问题和政治问题。她指出：“摄影能够证明一个人的经历，也能否定它。”（因为经历成了供人观赏的纪念品和展示品）“摄影像窥淫一样巧妙地鼓励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下去。”“照片是挑起欲望的手段。”“亲身承受苦难是一回事，在生活中面对那些苦难的照片则是另一回事，后者并不一定能增强他人的良知和同情心，相反，有时它还会破坏这些美好的情感。”摄影机拍下来的不过是一种世界的表象，“对世界的认识是从拒绝世界的表象开始的”（《论摄影》）。在缺乏一种对战争和政治的整体背景全面了解的前提下，证据变成了展示和观赏，展示变成了欲望的挑逗，挑逗破坏了情感。就这样，确凿无疑的“证据”，在这种论证面前崩溃了！

　　在《迷人的法西斯主义》一文中，苏珊·桑塔格通过对里芬施塔尔早期的电影和后期的摄影集《最后的努巴人》的分析，发现了法西斯主义美学的一些基本特征———纯净（追求绝对完美，不容杂质，高度统一），高傲（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将新艺术和新感性斥之为“颓废”），推崇乌托邦主义、反对现实主义，屈从（对绝对权威、盲目激情和死亡的屈从），大场景（具有惟一中心的人数众多），等等。桑塔格指出，法西斯主义宣传在美学上具有很高的成就，但在政治上却不堪一击。这种特征在法西斯垮台之后，依然残留在某些美学形式和日常经验之中。

　　《关于他人的痛苦》，是对现代传播媒介对战争和政治重新叙述的全面分析，并力图揭穿战争宣传（图片，影像）利用人类痛苦的政治意识形态把戏。苏珊·桑塔格分析了与战争史平行的摄影史，既发现了权力集团对“让公众看到什么、不让他们看到什么”的政治限制，也发现了存在于战地摄影取景框的意识形态性质，更发现了战地记者对残酷场景的重新摆设和补拍。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战争之后的政治宣传的需要。在后来，它们就被摆进博物馆供人参观，就像到异国旅游一样。

　　现代传播媒介已经很难向人们提供真相。这不是记者的错误，甚至也不是某个媒体本身的错误，而是整个文化都出了问题。“在一个影像……超饱和的世界，应该是重要的事情，效果却不断递减：我们变得麻木不仁。”（98页）这是图像、特别是电视带来的后果。他们不断制造和销售新奇的影像，以至于人们对痛苦习以为常。桑塔格还捎带批评了居依·德波德“奇观理论”是一种“令人诧异的地方主义……假定每一个人都是旁观者……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苦难……现代性的公民，把这些暴力当作奇观的消费者，精于既接近又不必冒险的状态，又懂得以犬儒主义来看待可能的真诚”。（101－102页）苏珊·桑塔格进一步指出，展示残酷的战争场景，目的不仅仅是唤起人们的同情心（这很可疑），而是“邀请我们去注意、去反省、去了解、去检视掌权者就巨大灾难提供的辩解是否合理。是谁造成照片中的苦况？谁应对此负责？我们到目前为止接受的某些事态是否需要受到质疑？与此同时，也必须明白道德义愤就像同情心一样，是无法强求以行动来处理的”。（107页）因此，面对照片、录像等经验材料，首先要将它从狭义的“政治”骗术中拯救出来，再将它重新置于公共领域的问题域之中去。

　　苏珊·桑塔格不但能够通过经验阐释揭穿政治意识形态的欺骗术，更将这种欺骗术与现代性问题结合在一起。因此，这样一种“政治批评”，仿佛一把具有多棱角的利剑，将政客、现代犬儒主义、现代性中的盲视者、冷嘲热讽者、心存侥幸的看客、窥视癖，同时刺伤。对于公共空间的扩大而言，对于唤起公众新感受力而言，对于刺激行动自由而言，对于面临现代性文化而必须具备的理性精神而言，没有什么比这更加有效的了。在这一过程之中，苏珊·桑塔格自始至终（一生！）都保持了一位作家敏锐的感受力和观察力，更保持了一位知识分子的理性分析精神和穿透谎言世界的力量。我要再一次强调的是，这两种素质是无法分离的，就像它们在伍尔芙和阿伦特身上不可分离一样。合而为一，力量倍增；使之分离，功力全失。

　　4

　　中国的现代白话文“政治评论”发端于五四时期。当时的主要报刊，比如北京的《新青年》、《晨报》和《京报》副刊，上海的《申报》等主要报刊都开辟了“随感录”或“自由谈”栏目，作者主要是以大学教授为主的公共知识分子。这种文体，就是我们后来称之为“杂文”的那种东西。它将感性和理性交织在一起，修辞、雄辩和逻辑相互支持，针砭时弊，文风活泼。鲁迅等人在“语丝社”时期更倡导一种新的“政治批评”，他称之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正是将感性能力和理性能力合而为一的一种文体和写作方法，形成了一种被文学史家称之为“语丝体”的独特文体。仅仅就文体意义而言，毛泽东早期的“时政评论”也是独树一帜、风格鲜明的，被视为与“鲁迅体”对举的“毛文体”。同为白话文，他们的差别在于前者的语言更书面化，后者更口语化。此后的时政评论，也就是“本报评论员文章”，基本上没有什么新意，文体单一，而且是一种没有或者隐去作者的文章，所以更谈不上风格和力量。

　　近十年来，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开设了时评栏目，并且放在了报纸的重要位置，对一些正在发生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及时点评，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人们关注公众事务的热情，也引起了广泛的阅读兴趣。但问题依然很多，没有文体特征和个人风格，干巴巴的，好像时刻都要“讲道理”，实际上什么道理也没有讲清楚。与此同时，由于风格的单调和论述的浅薄，使得一些重大的时政问题转眼就变成了娱乐，甚至就成了媒体吸引眼球的一个小噱头。从大的方面说，谈话空间还有待进一步扩大。从技术方面讲，作者缺少经验分析的能力，缺少将感性材料转化为“政治”材料的能力，更缺乏将“时政”材料转化为经验、进而将它导入公众生活实践评价体系的能力。关于这些，在上面讨论苏珊·桑塔格的政治评论的时候，已经说得很多了。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